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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卜德 [美]克拉伦斯·莫里斯 著
朱勇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第一篇 中国法律初论
第一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清帝国的法典及其编纂史
第三章 刑事制度
第四章 司法制度
第五章 《刑案汇览》
第六章 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
第二篇 清帝国案例评析
一、名例律类
二、吏律类
三、户律类
四、礼律类
五、兵律类
六、刑律类
七、工律类
第三篇 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
一、导论
二、律义清晰，适用准确
三、超出文字的拘囿
四、无适当的法律；类推的作用
五、概括性禁律
六、宽宥
七、结论
附录
1.190个案例刑罚分类资料
2.190个案例的时间分布
3.190个案例的地区分布
4.案例渊源
5.皋陶与早期中国法
6.清帝国时期的宇宙和谐
参考文献
1.原始文献
2.中文及日文文献
3.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著述
词汇表
1.名称与术语
2.《刑案汇览》各节标题
译后记
序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著述为数较少，而有关中国传统法律的文献资料却浩如烟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复杂、详备的法律体系。这一庞大的法律体系是土生土长的，只是在19—20世纪它才受到其他国家一些法律理论的影响。中华帝国的第一部法典颁布于公元前3世纪。该法典的起草者吸收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更古老的法律，其中一些至少在3个世纪以前就已生效。此后帝国的每一朝代的政府都颁布了新的法典——有时只是在前朝法典的基础上修改增删；有时则完全创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法典。中华帝国的最后一部法典是于1740年（清乾隆五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与此前各朝代的的法典一样，《大清律例》在清帝国也是唯一的一部法典。当然，中华帝国的法律文献并不只限于这些法典。此外还有大量被系统整理的案例报告汇编，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法律遗产。
本书首先审视了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然后翻译、评析清帝国发生的190个典型案例；最后从法律角度具体分析《大清律例》在帝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1959年9月，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举办为期两年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汉学教授卜德（Derk Bodde）与我均为该研讨班的成员。在研讨班里，卜德博士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法课程。他的演讲开拓了以广阔的文化尺度来研究中国法律的新领域。我想，这一新课题对于专门的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提出，邀请李克博士（W. Allyn Rickett，也是一名汉学家），由我们三人合作，在法学院开设中国法律思想课程。卜德博士与李克博士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遂于1961年1月开讲这一课程。在全美国的法学院中，开设中国法律课程，我们可能是第一家。开讲以后，我们先后5次重复讲述，并不断充实新内容。本书即是对专为该课程第一部分所准备的材料深入研究的产物（该课程第二部分涉及中华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这一部分材料的研究尚未完成，因而暂不能够出版）。
我们开始这项课程，先是由卜德博士主持。他通过系统讲授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性质、观念和司法程序，以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向我们描述了中国法律自古代至清朝（1644—1911）的历史与理论。本书的第一篇即是由此中来。接下来由我主持的几堂课，随意地就本书第二篇中的某些案例加以分析。这方面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篇。
第一次开讲这门课程时，我们要求学生们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起初，我们的案例资料是我从几部英文著作中搜集到的简单的摘要，比如阿拉巴斯特（Alabaster）的《中国刑法释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
）及《邸抄》（The Peking Gazette
，翻译作品）、高罗佩（Van Gulik）翻译的《棠阴比事》等。很快我们就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来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并不具有正式法律文献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关于古代法律制度的说明性文献。尽管这些资料在原书中对于说明各自的主题被恰到好处地援引、使用，但对于法学院专门法律课程来说，它们就显得支离破碎、说服力不足了。
因此，我们决定由不完备的摘要与释意转向中文原始文献。为此，卜德博士选定了所有中文案例汇编中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精良的《刑案汇览》。《刑案汇览》包括案例汇编三种，分别于1834、1840、1886年编纂完成，共收集发生于1736—1885年间的案例7600件。这7600件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编纂者直接采自最高司法机关——刑部。经过一段艰苦的筛选工作，我们终于从数量如此巨大的案例汇编中，精选出190个案例，并译为英文。这批材料先是用于课堂讨论，后来被收入本书。在从7600件案例中选择190件案例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典型性与趣味性双重标准。
我们邀请了一名年轻人在卜德博士的指导下将《刑案汇览》的目录译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刑案汇览》的翻译工作。根据目录，由我选择那些估计有参考价值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节，再由那位年轻的翻译者每节至少翻译两个案例。卜德博士阅读了翻译的初稿，然后由我就每一个案例分别提出删除或保留并再润色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由卜德博士提供指导意见、由我进行法律上的编辑和修改这种方式，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案例译本。无论是卜德博士还是我，都不能在案例方面耗费很大的精力。我们都设想：整理教学材料将不会要求我们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对我来说，这一想法后来被证实。虽然我所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并非完全像我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我所花费的精力并没有过多地超出起初的估计。
然而，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卜德博士的要求却猛然增加。案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晦涩难懂，使得翻译工作非常艰难，尤其是我们所邀请的那位翻译者既缺少对《大清律例》的理解，又没有中国法律史的基础知识。虽然案例的初译稿对我们仍有些帮助，但卜德博士仍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整理每一件案例。对于很多案例的译稿，他都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并付梓的案例译文中，有很多已与原初译稿大不相同。他还决定在最初选译案例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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