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追寻_以近世中国为视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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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黄兴涛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人文大讲堂)
ISBN 978-7-300-13647-9
Ⅰ.⑴文… Ⅱ.⑴黄… Ⅲ.⑴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Ⅳ.⑴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6676 号
人文大讲堂
文化史的追寻
——以近世中国为视域
黄兴涛 著
Wenhuashi de Zhuix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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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1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插页 3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5000 定 价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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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四十景图之曲院风荷(局部),清宫廷画师沈源、唐岱绘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夹镜鸣琴(局部),清宫廷画师沈源、唐岱绘
自 序
自踏入历史学门槛以来,我一直都在追寻所谓“文化史”。1998年,我受命编辑第一本学术自选集时,便欣然题名为“文化史的视野”。就个人而言,我从未经历过什么“文化转向”,文化史之于我,始终只是一个专门方向、一种研究视角而已,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来没有超过“社会史”,也丝毫不优越于“经济史”和“政治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性之所近,“文化史”好像更为有趣,对我更有吸引力罢了。
但有一种转向——所谓“语言学转向”,我则似乎有所经历。
大约是受到郭沫若、陈旭麓先生的影响,我较早就对研究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发生兴趣,并试图去揭示其整体的思想文化史蕴涵。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陆续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1997年,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出版,使我深受触动。我在根据积累的资料对其成果进行评介的同时,也正式展开了自己有关的专题研讨。2000年,我所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得到批准,从此,我就与有关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语言的社会文化史意义究竟如何认知与把握,历史学者为何要研究新名词、又如何才能使其研究体现出有别于语言学的历史学学科特色和认知优势,也随之成为了困扰自己十余年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进而去思考“文化史”和“思想史”本身,于是又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话语分析”、“概念史”等等“新”事物。可以说,我这方面的理论兴趣逐渐增强,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起初,它与哲学意义的“语言学转换”,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偶合。
2003年至2004年,我有机会到美国访学,仍带着上述问题去进一步找寻理论资源和研究参照。在那里,我强烈感受到“文化史”的热度,尤其是“新文化史”的时髦情形,这与当时国内史学界“社会史”一头独大的绝对强势,构成明显的反差。尽管“文化史”或“社会史”都只不过是一种名义,在这些名义下所从事的研究各不相同、且相互交叉,但对于我这个多少有些“文化史”情结的人来说,目睹西方在“文化史”名义下的有关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还是激发出一点上进的信心,并因此增进了追寻文化史的热肠。
在美国,我接触到德国学者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等所开创的“概念史”,这是当时美国“新文化史”正受欢迎的重要研究取向和方法之一。
[1]
“概念史”的路径很符合新名词研究的需要和自己的口味,于是很自然地被我所吸纳。本书所收入的关于清末民初现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运用,以及作为淫秽含义使用的“黄色”概念在中国形成的两篇论文,就是这方面较为自觉的尝试。此外,我还讨论了“概念史”视野与深化五四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但愿这些探讨,对于丰富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知,对于理解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及传统文化的命运,能够有一点切实的启发。近年来,我这一类的研究相对较多,一般都与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总体探讨联系在一起,我的方法是:将新名词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结构性整体来加以综合考察。
正是从近代中国新名词和重要概念的研究着眼,我对葛兆光先生所倡导的“一般思想史”表示认同,并作出自己的一点理解和发挥。我曾经认为并还愿继续强调,“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概念的形成、流行,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认知,特别是对其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乃是中国人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近代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或者说是中国近现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础部分”(见本书《“概念史”视野与五四研究》)。不知这样的认识,能否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可?“一般思想史”的核心理念,是关注思想、概念与社会互动的社会化维度,这其实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旨趣。而“概念史”的进路,恰具有一种融合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积极功能。不过我并不迷信柯史莱克乃至剑桥学派斯金纳等人关于“概念史”研究的那些个性化做法。我有着自己的取舍。
对于“概念史”以外的其他“新文化史”的各种取向(参见《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等文的讨论),我也多有认同之处。比如,其强调“实践”的文化认知取向,在我看来就有可能成为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学走向新的高度的一个阶梯。至于有些“新文化史”学者过强过偏的“建构”论或“解构”论趣味,我则宁愿加以抵制。读者从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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