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悲苦剧的起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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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引言
认识论批判 代序
悲苦剧与悲剧
一
二
三
寄喻与悲苦剧
一
二
三
附录
本雅明自传（1928年）
译名释义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引言
[1]
李双志　编译
一、《起源》的起源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原本是瓦尔特·本雅明为了在法兰克福大学谋求教授职位而撰写的教授授职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他在1919年11月，即获得博士论文不久，就已经有了撰写一部授职论文的计划，而且最初设想的是在哲学系求职。而之前在1916年，他先后写了三篇带有形而上学思考意味的论文《悲苦剧与悲剧》、《悲苦剧与悲剧中的语言的意义》和《论普遍语言和人类语言》，其中已经包含了《起源》中许多思想的萌芽。这部历时长久，苦心经营，于1925年4月写成，于5月12日正式递交至法兰克福大学哲学院的专著却没有让他如愿以偿，步入他其实对之早已心存疑虑的学术道路。当时负责审阅评核该论文的美学教授科尔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在评审报告中坦言，这篇论文“完全难以读解”，他无法复现“该论文的意义”，认为论文作者“以其让人无从理解的表达方式”无法胜任该领域的学生导师之职。该大学原本支持他的哲学系系主任舒尔茨（Franz Schultz）也声称该论文无一字可懂。
另外，1926年1月，奥地利诗人、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在给朋友的信中盛赞这是一部“关于德意志17世纪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1928年7月发表于《法兰克福报》的书评中也认为：“他对寄喻的阐释是值得惊叹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学者和艺术史学者——遑论哲学家——都将在这部关于悲苦剧的著作中各获所需。［……］在本雅明的专著之后，人们将以与之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巴洛克，并且不仅仅是巴洛克。”本雅明在1923年结识的好友阿多诺在自己于1931年获得通过的授职论文中多次引用了这部著作，认为这是本雅明“理论上展述最充分的著作”，并且在1932年专门开了一学期的讨论课来讨论这部著作。
同道文人的赞赏和重视，专业领域里的不解和拒绝从正反两面凸显出了这部著作的独特性以及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特性。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他对德意志悲苦剧的研究是为了“在艺术品中辨识出对一个时代的宗教、形而上学、政治、经济趋势的一种有机的、不受任何领域限制所拘囿的表达”。因此，他并不愿拘囿于德语语文学（deutsche Philologie）或者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的学科门类限制，而试图让“一个已经失传并遭到误解的艺术形式即寄喻的哲学内涵”得到呈现。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找不到人们对专业学者所期待的对流派、作家、作品的梳理和阐述，其讨论集中在语言形式和艺术形式，即寄喻上；而且如本雅明的大部分著作一样，在行文之中渗透着宗教哲学、语言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奇特统一。毋宁说，本雅明希望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讨论艺术品和艺术形式的方法，实现对艺术品的哲学内涵及意义的洞察，也即他在文中明确提出的“哲学式批评”：
哲学式批评的内容就是要证明，艺术形式有如下功能：让作为每一件重要作品之根基的历史实在内容（historische Sachgehalte）成为哲学真理内容（philosophische Wahrheits-gehalte）。
[2]
这两对概念实际上在他之前的论文《论歌德的〈亲和力〉》中已经得到了阐述。按照本雅明在此文中的划分，“批评（Kritik）寻找的是一件艺术品的真理内容，诠注（Kommentar）则寻找其实在内容”
[3]

。如果说之前的德语语文学研究集中于对作品的实证性诠注，那么本雅明则倾心于对作品的“哲学式批评”，企图把握在作品生成的世界化为轻灰之后“在作品中依然炽烈燃烧的真理之火”
[4]

。这样的谋划背后隐藏着本雅明对艺术品（首推文学）本质及其与哲学和历史的关联的别样思考，它自然会在专业学科中招致非议，而在超离于学术门户之外者那里引发惊叹。
然而，本雅明之所以选择了巴洛克时代的德意志悲苦剧为研究对象，来全面实践他的哲学式批评，则又以当时，即20世纪20年代德语区学术界中的巴洛克复兴为背景。在此之前的德语语文学研究中，17世纪往往被看做以汉斯·萨克斯为代表的16世纪民间诗歌时代与古典-浪漫主义的歌德时代（约1770-1830）之间的一个文学衰落时期。从歌德时代的美学标准出发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征是“浮夸”；而从16世纪的民间诗歌来看，它又显出了“学究气”，似乎并无多大美学价值。20世纪20年代的新一代语文学者却试图抛开以歌德为代表的体验美学标准，重新理解巴洛克时代特有的风格品质，探讨作品反映的战争-苦难经历和宗教、哲学历史背景。这无疑是与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冲击和创伤息息相关。而艺术史上对巴洛克风格的研究则已占得风气之先，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艺术史基本概念》（1915年）打破了古典主义与非古典主义的高下之分，从而也激发了文学研究重新认识巴洛克时代的兴趣。伯尔尼大学的施特里希（Fritz Strich）率先将沃尔夫林的基本概念转用到17世纪抒情诗的研究中。随后拿得勒（Josef Nadler）、许萨尔茨（Herbert Cysarz）、科恩（Egon Cohn）、穆勒（Günther Müller）等学者也相继将17世纪的文化史、文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促成了巴洛克研究的热潮。在众研究中取得一致公认的是，在巴洛克时代，文学艺术的形式和构造往往不是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而是承袭着固定的成规和修辞法则，却又往往表现出累积、繁复、夸张到极致的特点。这并不一定是文学才华低下的反映，而是由其政治和宗教背景所决定：这个处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时期，占上风的是宫廷文化而不是市民文化，是复兴的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是造型艺术和戏剧而不是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新一代的研究中，传统的语文学考据式研究已经开始遭受扬弃，心理学、社会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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