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的历史与文化-丁俊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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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言
第一章沙漠文化的缔造者——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
第二章从蒙昧到文明的跃迁——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
第三章民族跃迁的动力之源——伊斯兰教
第四章“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时期的阿拉伯人
第五章“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人
第六章阿拉伯人在安达卢西亚
第七章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人
第八章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第九章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近现代阿拉伯人
第十章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当代阿拉伯人
后记
序 言
朱威烈
当今世界，一提到阿拉伯人，许多人想到的除了《天方夜谭》和滚滚的石油外，可能就是动乱、暴力乃至“恐怖主义”了，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散布的“西方中心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贯穿着“西方中心论”的“东方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殖民列强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行为提供合法证明的有关阿拉伯伊斯兰和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很多就是来自东方学研究。而东方学的话语，或者说西方的话语，就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权力话语，其内在的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西方统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即以冷战开始至今对中东事务卷入最深的美国而论，为其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建议的中东问题专家，大都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他们惯于运用东方学的话语，从一些老旧的观念出发，描述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冲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会现象，并以此作为政策建言的依据，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则。20世纪90年代，用这种方式来对当代世界场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的最有名的，当首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紧随其后的费兰西斯·福山、保罗·约翰逊则进一步鼓噪，扬言“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绝非为时过早”。于是，19世纪那种殖民主义模式——为使欧洲人在商业上获利，必须使东方国家重新恢复政治秩序，到21世纪前后又一次甚嚣尘上，使超级大国的决策者、传媒的眼光一下子转向东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由于国际舆论工具十之八九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因此，这种对阿拉伯伊斯兰的负面宣传影响广泛。
事实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显著地位，不仅有过卓越的历史贡献，而且至今仍具活力。美国著名的黎巴嫩裔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极盛一时的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在中世纪时代，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各族人民。”
希提还说：“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物，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这位阿拉伯裔的史学家同时感叹道：人们对阿拉伯“所知道的却太少了，不知道的却太多了。比较起来，我们对于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的了解已经开始超过我们对于阿拉比亚大部分地区的了解了。”
我们中国人对阿拉伯的了解又何尝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相互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开始传播，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建立后，便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遣使来华，这是见诸中国史籍的关于双方官方正式交往的最早记载。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是中国人对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情况所作的最早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一重要文献虽已散佚，但从杜佑《通典·边防典》引录的片段中不难看出，《经行记》关于阿拉伯国情民风的记叙是相当具体和准确的。
唐末及宋元以来，更有大量阿拉伯穆斯林梯山航海，纷纷来华，其中不少人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
这种民间交往促进了中阿经济、文化的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海陆“丝绸之路”持续繁荣，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借阿拉伯而西传，远至欧洲；相对先进的阿拉伯科技文化和独特的人文科学不断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达242部之多。
对于早期的中阿关系，阿拉伯史料中也有记载。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有《中国印度见闻录》，是最早记述有关中国情况的阿拉伯文献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阿拉伯通往中国的海上航线，广泛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以及阿拉伯侨民在中国的活动，还特别记录了黄巢举兵殃及广州侨民的惨状。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麦斯欧迪（？—956）在其历史著作《黄金草原》中也有关于中阿交往的记述，例如他记述了中国商船远航阿曼的情况。
之后，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更有关于中国及中阿关系的丰富记载。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对外开放政策日趋萎缩，中阿交往日渐衰微。
只有明初回族航海家郑和（1371—1435）七下西洋，先后到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堪称这时期中阿交往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壮举。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朝，封建王朝推行“不务远略”
的海禁政策，闭关自守，中阿交往日颓，以致“16世纪中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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