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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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帝制的合法性迷思
周濂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走红之后，“有趣”就成了大众史学读物的标配，用小说的笔法写历史，以今人的视角断古人，固然常有别开生面的效果，但是类似的招数一旦用老，不但极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且也会因为脑洞开得过大开始满嘴跑火车。
但是我读明扬的作品却从不担心遇到此类“车祸现场”。他的史学文章能铺叙更长别裁，善因袭更会创作，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就拿手头的这本《天命与剑》来说，如果单看小标题——“拥曹还是拥刘？”、“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克隆人完颜亮”、“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你会误以为这是本卖弄小聪明的历史小读物，但综观全书，探讨的却是“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这样一个需要沐浴焚香的大问题。
所谓“合法性”，如果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千万不要小看“道德”的分量，只有愚蠢如载沣者才会口出狂言“怕什么？有兵在！”，有头脑的统治者除了敢于亮剑，更善于说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大道理，以求被统治者口服心也服。但是另一方面，也千万不要高估了“证成”的效力，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足以摧毁秦始皇的合法性，让无数黎民百姓揭竿而起。
正因为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明扬才会说：“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综观中华帝制两千年，从秦始皇的“五德终始说”，刘邦的“三尺剑斩白蛇”，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汉贼不两立”，曹丕的“王位禅让”，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的一手硬（组织南征完成大一统）和一手软（推行汉化政策争夺“文化正统”），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说”、康熙的“永不加赋”以及乾隆的“贬金拥宋”……历朝历代的合法性“军备竞赛”可谓是奇招迭出。而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既甄别了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读后颇有打通任督二脉的畅快之感。
以《拥曹还是拥刘？》这篇短文为例，明扬告诉我们，西晋的陈寿“拥曹”，是因为“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而江东之晋与南渡之宋“拥刘”，则是因为“偏安王朝”同病相怜，“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最有趣的是，乾隆与反清复明的毛宗岗（《三国演义》的修订者）竟然也殊途同归，在“拥刘”问题上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大清朝已经完成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建设”，在制度与文化上充满底气的乾隆已不屑于用“拥曹”来为本朝背书，反倒是选择“拥刘”方才显得“大中至正没有私心”。把“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讲得头头是道，不仅有把树木放大成森林的大局意识，也有从森林聚焦到树木的深描能力，对于我这种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这就是好文章的典范。
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什么叫做想象力？就是在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还不止于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而且有着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那它就会让你一边脑洞大开一边啧啧称是。
明扬的书就充满了想象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会是哪一个？假如项羽战胜刘邦，大一统还会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吗？张无忌如果当了皇帝，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凡此种种，都是极为好玩的思想实验。比方说，孔子如果可以穿越，明扬认为他既不会青睐大一统的秦汉唐宋，也不钟意硝烟四起的五代十国，理由是孔子痛恨乱臣贼子但又热爱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他心中，“最好的时代一定是既有统一王权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齐放”，于是乎，中晚唐的藩镇时代就是他的不二选择。这样的回答可谓“寓褒贬于叙事”，说者有心，听者会意，不着痕迹，尽得风流。
回到合法性这个主题。在《神圣家族》这篇文章的末尾，明扬写道：“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作为解构之作，明扬此书拆解的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话，意义重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话的手法。梁启超当年批旧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今日观之，一个好的史学作者也许不应走到“四弊”的反题，而是要实现合题，即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国家，既知有个人也知有群体，既知有陈迹也知有今务，既知有事实也知有理想。唯其如此，才能与历史产生“共情”与“理解”，既不因“温情”与“敬意”而走向伪饰与护短，也不会为了“批判”和“启蒙”而变得粗暴和简单。我最欣赏明扬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是通过暴力强拆来破解政治神话，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关节与机理、政治的逻辑与机制，以无厚入有间，“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其意自明，其理自现。
全书的压轴之作《清末的“晚明想象”》中写道，在清末的鼎革时刻，对于邹容这些反体制派而言，晚明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强调清军入关暴行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正是用来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著述。从客观严谨的历史角度出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对史实多有夸张，说是伪作亦不为过，但是恰恰因为乾隆禁书，大肆销毁追述明亡历史的各类史学著作，以至于百年之后，他的帝国继承人面临巨大的尴尬：“既然‘真相’成了禁忌，他们又怎能拿禁忌为自己辩白呢？难道要昭告天下，有些‘更严肃的禁书’写的才是真的，扬州的有关数据是8万人，而不是80万。”
对于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个来自于“无真相时代”的警世恒言格外的振聋发聩：“这可能是乾隆没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敌人，但也是《扬州十日记》此类革命谣言的敌人。正是乾隆，尽管他预见了‘晚明历史记忆’这个帝国之敌，但也自我摧毁了作为反制工具的真相，让后世的爱新觉罗家族只能在谣言中束手就擒。”
多年以前我曾经对政治合法性问题下过一些功夫，但是坦白说，由于缺乏历史学的训练，留下了不少遗憾，尤其是对帝制时代的合法性几无涉及，明扬的这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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