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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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出版说明序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钱穆与民国学风作者简介著述年表
出版说明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序我一向关心近代史学史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未有写成专书的计划，而是以有什么就写什么的方式，希望最后能累积成一本集子，题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在我原先的构想中，除了以前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几篇之外，至少还有一些正在构思的文章（譬如刘咸炘的史学）。但是因为平原兄最近积极催促我整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加入“三联人文书系”，所以进一步的增添必须俟诸他日了。本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在将近三十年中，史学的意义、题目、史料、方法、概念、词汇、评价、叙事架构等都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要想回过头去用传统方式写史，几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们多用“史”而罕用“历史”，近代则用“历史”而少用“史”。由“史”到“历史”，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这一类改变在近代的史学实践中可谓不胜枚举。收在本书中的五篇文章，对前述变化有若干讨论，此处不一一介绍。在这篇短序中，我倒是想记录我在思考近代史家与史学时的一些想法。第一，史学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环，所以史学必定与整个社会密切互动，尤其是在剧烈变动的时代。因此史学变化的理路，许多应当从史学内部的发展去了解，但也有很多时候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在史学之外，譬如思潮、政治、社会、认同等，不能忽略。第二，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对所有的行为也都可能产生微妙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问：在每一个时代，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产生何种社会功能？第三，在思考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的社会性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社会中存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各种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系统之间未必截然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往往有出入，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社会中多元历史知识的轮廓，并且留心各种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竞合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因为存在着互有出入的历史版本，或是对某段历史选择性的关心或忽略，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取向、政治抉择、政治认同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第四，各种历史知识的生产、流通管道，人们获得这些知识的方式，通俗的历史知识与学院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近来我注意到，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家、历史著作、史学流派，或历史机构，几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于许多人感到好像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着手之处。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宽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及它们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则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园地摆在眼前〔1〕。  2008年6月注释〔1〕　我最近在一篇题为《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的文字中，曾对以上若干论点有粗浅的铺陈，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该文刊于《思想》季刊第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次的内容都非常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1891—1962）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1896—1950）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第一次史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反复争论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读者们一定感到讶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发达，而历史编纂传统又如此丰富的国家，何以在世纪之交突然出现措辞这么激烈的论争？在“有史”或“无史”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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