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图考--中华生活经典-吴大澂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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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 言
我国自古疆域广大,物产丰富,其中宝藏之类如玉石,分布广,开采早,国人用玉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可见八千多年前的玉器,因此享有“玉石王国”的盛誉。八千多年以来,玉器亲密地伴随并影响着国人个体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等的发展,其自身也成为一代代历史变迁的见证,构成了我国独特的玉文化。台湾玉器专家徐正伦曾说:“懂得古玉就懂得中国人,就懂得中国文化,因为玉的文化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玉的故事就是十几亿人的故事。”
我国玉器的使用和玉文化历史悠久,有关的记载也出现甚早,但有关玉器研究的专书出现较晚。今见最早的玉器专书是宋朝的吕大临《考古图》、龙大渊《古玉图谱》,但两书仅列图谱,而无所考证。元代有朱泽民《古玉图》,也只是记载了几十种玉器,还多沿旧说,殊乏新意。明清记玉之书渐多,但真正称得上古玉研究专著的实少,有之则非吴大澂《古玉图考》莫属。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避清穆宗讳改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别号白云山樵、愙斋、郑龛、白云病叟等。晚清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初客沪上,入萍花社书画会。同治七年(1868)进士,授编修,曾上疏请停修圆明园及裁减同治帝大婚典礼。光绪四年(1878),授河南河北道;六年(1880),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边防;七年(1881)奉命会办北洋军务;十一年(1885),会同珲春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会勘边界,据理争回被侵占之珲春黑顶子地区。不久升任广东巡抚,在任反对葡萄牙管辖澳门;十四年(1888),署河道总督,仅用四个月而使郑州决口合龙,旋实授,以丁母忧归;十八年(1892),授湖南巡抚,设求贤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自请率湘军赴辽抗日,大败于牛庄,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被革职永不叙用。以风疾卒于家。
玉琮良渚文化 南京博物院藏
吴大澂起家翰林清贵,为官之余,博通训诂辞章,又是当时著名书画家、古玩收藏鉴赏家和金石学家,书法遒丽,著作丰富,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六金符斋印存》、《权衡度量试验考》、《吉林勘界记》等十余种,《清代七百名人传》称其“文采风流,照耀京国”(《吴大澂》)。《古玉图考》则是吴大澂在古玉研究方面的一部专著。
《古玉图考》不分卷,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同文书局石版影印,封面题“古玉图考”,署“光绪己丑孟夏吴大澂”;书首有《古玉图考叙》,落款“光绪十有五年岁在己丑夏四月八日吴县吴大澂书于济宁节署”。正文图文并茂,考说古玉四十余种近二百余件。古玉图由大澂族弟吴大桢绘制。图后按类附有器物尺寸、名称、用途、年代的文字说明,内容丰富,直观易晓,前所未有。所以才一问世,即受到国内收藏界和学术界极大重视,并很快传至日本和欧美,逐渐被尊为古玉研究的经典之作,其说则多被奉为不刊之论。北美研究中国学术的先驱者之一的伯索尔德·劳佛1912年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玉石——中国考古和宗教之研究》一书中即宣称:“由于吴(大澂)的材料的巨大考古价值,我几乎全部加以复述。”并评价说:“吴大澂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未曾被他接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用清晰开放的头脑,批判了注疏者对《周礼》、《古玉图谱》及许多其他著作的错误解释。他的常识指引他获得他的先辈预想不到的新的显著成果。”具体说来,其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收录齐全,品类丰富。《古玉图考》编排有序,辨析明白,间有发现,如考周代一尺等于清朝的六寸等,颇有学术价值。本书几乎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明代的所有常见古玉品种,这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古玉的发展历程。
其次,绘图精确,标注翔实。书中收录的为吴氏本人及友人所藏古玉,图由其族弟吴大桢所绘。以墨线描绘玉器的形状和花纹,非常精确,若是同一器物而两面花纹不同,则绘两图表示。线图比例多为原大,否则在图旁注明比例。如本书图3“镇圭”,并注明图的尺寸“图小,于器十分之七”,测得长16.7厘米。此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实测器长23.8厘米,与“图小,于器十分之七”的16.7厘米正相符合。又如本书图148“龙文佩”为战国时期的龙形佩,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其尺寸为长15厘米、宽5.5厘米,厚0.7厘米,重97公克,与吴大澂所描绘尺寸完全相符,可见吴氏兄弟审视、绘制古玉的务实精神。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出版,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些线图的大小没有完全依照原有大小排版,原文所言的尺寸,多多少少都经过调整。另外,原书不分卷且无标题,为使眉目看起来更清晰,此次皆以所列同类器物之第一器名为标题,或以其类名为标题。
龙形玉佩战国早期 河南省方舟研究所藏
玉璧战国早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玉环松泽文化 南京博物院藏
再次,考证精当,多有发明。重要礼器名称的考订,如对圭和琮的正名。如《叙》中所说“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力求明确它的器名和用途。圭和琮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最重要的两种瑞玉,但这两种玉器的具体形状究竟如何,后人争论极大。文献中记载圭的名称多达几十种,吴大澂在所搜集的玉器中,对照古圭名将其一一分辨出来。特别是作平首、弧首或凹首的圭,当时被称为“药铲”,吴大澂则认为它是《周礼》中所记载的“镇圭”、“琬圭”和“琰圭”。传世的玉琮在当时被称为“头”,认为它是套在木杠两端,用来做车轴两端的装饰或压在抬杠者的肩头。清代中期,即有学者指出这种形式的玉器应为琮,吴大澂进一步发扬了这种看法。《古玉图考》中收录玉琮31件,吴大澂根据它们的形状,分别定名为大琮、黄琮和组琮,这些琮名直至今日专家学者仍在沿用。
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古玉图考》也有其不足之处。20世纪初,随着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许多学者开始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古玉,就有了对《古玉图考》中某些玉器的定名或用途的质疑或批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于1983年第5期《考古》发表的《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中,就说吴大澂是“一位有古器物学者倾向的儒家学者”,他的研究方法是“吴大澂式经学家方法”。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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