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2018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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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写在前面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8》的出版需要多说几句。这一系列书的编著开始于2006年，没有任何学术研究的资助，今年是第13本。人总要老的，2016年退休时我想结束这项工作，在出版社的坚持下，又做了《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7》。由于《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无形中成为本学科的一个学术研究品牌，经与刘海龙讨论，并与出版社协商，从本年起，请刘海龙接手这项工作。2018年作为过渡，由我和刘海龙共同主编。明年起，由刘海龙每年独自主编此书。刘海龙是年青一代新闻传播学者中的佼佼者，在他的主编下，这一学术品牌的书可以继续为在研和准备读研的新闻传播学学子提供较为满意的学习参考。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8》从我独著改为我和刘海龙主编，这样就可以收入本学科去年以来发表的对研究生有启示意义的其他作者的文章。例如由刘海龙编辑的本书第一章“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不再仅是我写的学术研究综述，而是包括了本学科各方面的研究综述共8篇，这对于初入门的同学开阔视野很有益处。由刘海龙编辑的本书第四章“传播研究前沿”也是这样，收入了他的两篇学术论文，都是很有水平的。以后由刘海龙独编，他可以以自己的论著为核心，更多地从本学科各个学术角度来挑选前一年内发表的适合研究生学习的文章。
我即将退出这一系列书的编辑，考虑到研究生政治和历史方面学习的需要，特意安排了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研究”、第三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和第五章“当代中国新闻史事件研究”。
目前强调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所以第二章首先介绍了研究生必读的三篇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详细解读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六句话和关于“舆论监督”的新要求。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是对六句话的全面解读，其后是对六句话的前四句分别做的解读，随后是对“舆论监督”新要求的解读。这些解读，基本是用没有直接公开的习近平的话（大多分布于中央级媒体学习习近平讲话的评论员文章里）来解释已经公开报道的习近平的话，因而几乎都是习近平的论述。希望学习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们重视。
考虑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全面的了解，第三章提供了我做的176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新闻传播学名词》的一小部分，历经3年多反复讨论和多层次审定（仍是初稿）。每个名词解释本应在60字以内，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的特殊性，放宽到200字以内。所有来源于外国的名词的对应英文，均根据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集》。如果发现英文与中文不大对应，不是英文翻译问题，而是中译文翻译问题，虽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名词传播开来，所以未做改正，因为改了反而看不懂了。
考虑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对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陌生，第五章提供了我和几位作者写的9篇文章，介绍这一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发生的较为闻名的事件，以便于防止历史虚无主义。
以后几年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里，可能还会有一些我的文章，但会慢慢减少以至消失。希望年青一代学者继往开来，相信他们能做出更好的学术成就来。
陈力丹
2018年7月16日于时雨园
第一章
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2017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2017年是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被教育部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来，得益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学从一门舶来的边缘学科成长为显学之一；但也正因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在不断变化，传播学也不断经历着范式转变。本文汇集了2017年发表于内地和台湾、香港地区学术期刊的数百篇中文传播学研究，以问题意识、研究取径、研究结论为筛选标准，兼顾主题聚类，挂一漏万，姑且从中遴选出十个板块，进行整合与综述。
元传播
2017年，“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概念比之以往更加密集地出现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与《国际新闻界》先后推出了对这一概念的知识考古，呼应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潘忠党等学者的号召[1]。“元传播”概念于1951年被提出，在“神经控制论”和“符号-语用论”的时代思潮之下，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它来指称人际互动中“关于传播的传播”，包括符码化（传播的语言符号和人际关系）、传播发生的情境两个子命题。在元传播成功的前提下，交流双方的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泰勒也主张在语言学作为知识性元话语之外，传播应当作为一项实践性元话语——关于言谈的言谈——在实践中考察传播是如何规范与反身地完成的。[3]对“元传播”概念的重访乃是基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对人类交流语境的重构，以及作为其表征的元媒介对人类主体性和意义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元传播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具体传播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传播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元传播还被用来处理“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新媒体将以往局限于新闻业内部的元传播问题推至前台，并消解了已有的元传播范本。[4]尽管存在一众唱衰新闻专业主义的声音，但研究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依然具有解放和规范的能力，它必须要在建构民主的公共生活的语境下重新出发，新闻从业者应当扮演新闻传播的践行者、示范者、阐释者和主持者角色，同时容纳非新闻从业者参与到“元传播”的公共讨论中来，在“容纳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模式中调适共存。[5]
经典理论再研究
对经典理论假设在新时期、新语境下的再检验是传播学常议常新的话题。当然，证实或证伪本身并非终极目的，再检验的意义在于为理论的适用范围划定边界以及从中发现新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运用即是如此。研究发现，在2013—2016年两会期间的养老问题上，政府的议程设置需要通过媒体才得以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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