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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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方拥
引言
中国传统建筑至今仍然是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民国初年，欧风美雨横扫大陆，在很多洋化的军政大佬眼里，那坚固的砖石城墙无异于封建堡垒，那昏暗的土木寺观就等于封建迷信。由此立场出发，凡所见城墙、寺观以及其他旧时代遗留下的残余，莫不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空而后快。在华南尤其是广东及其周边华侨较多的地区，这种情形极为严重，原因在于海上逐臭风气之浸淫早非一朝一夕。
北方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中，“保存国粹”的呼喊并未完全停歇。与胡适、陈独秀同登北京大学讲坛的，还有留辫子、穿旧服以至于仍旧主张皇权的“怪物”辜鸿铭。早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知名人物，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建筑领域的情形也颇出人意料，1921年至1926年，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受聘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在建筑内部采用时尚的设备如暖气、浴缸、抽水马桶等的同时，建筑外观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样式。
在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正面认识往往有待欧美人士的引导。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也曾反复出现于建筑界。1925年，在中外建筑师40余人参加的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名列榜首。这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人，先前曾数年担任亨利·墨菲的助手，学习如何采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实现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造型。1926年，吕彦直又以同样的设计手法，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方案竞赛中荣获大奖。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方案竞赛是当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它在建筑层面上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热情。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站稳脚跟后，强调民族主义原则，恢复对孔子的崇拜，从传统学术中寻找支持中央政权的学说。30年代初，在日本军队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劣势下，爱国情绪空前高涨，政府要员相继提出，“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
在此背景下，建筑界掀起了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热潮。其基本宗旨是：在接受现代建筑材料、技术及设计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创作具有民族形式的建筑作品。1927年，赵深负责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建筑设计，这座于次年完工的高楼带有中国传统风格。1928年开始建造的南京铁道部建筑群也由赵深设计，结构为钢筋混凝土，风格则完全回归中国传统。追随其后的同类作品有：1928—1935年在广州，林克明设计完成的中山图书馆、市府合署大楼及中山大学校舍二期等；1931—1933年在上海，董大酉设计完成的政府大楼；1934—1936年在南京，杨廷宝设计完成的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卢树森设计完成的中山陵园藏经楼以及徐敬直、李惠伯设计的中央博物院等。
1927—1937这十年，曾被称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官方的导向十分重要。1929年亨利·墨菲被南京的“首都建设委员会”聘为建筑顾问，协助制定出《首都计划》。计划要求：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
亨利·墨菲、吕彦直及赵深等中外建筑师的设计创作，终归于建筑形式上的复古，虽然能够采用现代材料和结构，但难以解决形式与功能及经济上的矛盾。为了寻求答案，当年也有中国建筑师走上局部仿古的模式，即整体上遵循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只在局部采用中国传统的要素。如1934—1935年在上海，董大酉设计完成的市图书馆与博物馆。有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摒弃中国传统最具特色的大屋顶，只在局部添加传统的装饰。如1932年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完成的仁立地毯公司铺面；1933年在南京，童寯、赵深、陈植设计完成的外交部办公楼、杨廷宝设计完成的中央医院；1937年在上海，陆谦受设计完成的中国银行大楼。
至此，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已经大致控制了本土建筑的设计市场，在学术领域也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在正面接受现代主义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建筑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们的部分作品已经超越了先前西方建筑师的水平。这就是用创新态度对待中国建筑的传统，设计中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与建筑师们的出色成就交相辉映的是，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的成立及其以后多年的学术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30年刘敦桢和1931年梁思成的加入，二人分别担任文献部和法式部主任。从1932年开始，学社对11个省共2000多处古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并据此对古代有关建筑的典籍进行了初步整理。这个私人兴办的学术团体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中国建筑遗产被正式认可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
也许，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极大的刺激。1937年日军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年底，淞沪会战失败以及首都南京的陷落，终致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落下了帷幕，建筑领域方兴未艾的深入探索戛然而止。在此后的八年抗战及国内战争中，中国大陆到处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建筑创作上的追求当然无从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他和规划师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期望在为首都的未来发展开拓更大空间的基础上，保护明清都城的古建筑和古城墙。不幸的是，这个建议未被采纳。1951—1954年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下，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展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他完全无意于倡导简单地模仿古代宫殿，建造所谓的“大屋顶”，但在百废待兴的紧迫压力下，应接不暇的建筑师们手忙脚乱，终致日后为人诟病的“大屋顶”风行全国。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报告几年来全国建设中的浪费问题以及导致浪费的“复古主义”倾向，全国范围内针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大批判开始了。作为学养深厚的专家，梁思成的思想并未被大批判所彻底摧毁，但是他终究不是中国的堂吉诃德。1956年1月，梁思成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出了公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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