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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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错案从证据审查开始（自序）
这本书是关于刑事证据审查、分析方法的著作,以笔者所创立的“三步法则”为主线展开,可以说是对“三步法则”这一创新机制的总结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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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事办案者来说,始终要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实体法律适用,另一个是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分析。这一点,无论对于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辩护律师而言,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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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证据的审查判断这个基本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实体法的适用错误可以通过下一个诉讼程序来进行改正,比如侦查阶段罪名适用错误,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改正,甚至一审判决罪名适用错误也可以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来纠正。然而,证据审查的错误很多时候是无可挽回的,因为证据审查错误直接导致事实错误、出入人罪。证据问题是错案的罪魁祸首,这个命题是当然成立的。错案是我们非常忌讳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错案就像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离我们大多数的普通办案人似乎很远,但实际上又是那么地接近,很多时候也就是一步之遥。导致刑事错案的原因有很多,但首要的原因是证据问题,正如何家弘教授所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在每一起刑事错案的成因中都存在着证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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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刑事司法证明的过程是对已发生案件事实的回溯过程,裁判者不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而只能通过证据来探寻和接近真相,因此,在理论上,完全杜绝错案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错案具有不可避免性。正如美国学者艾伦教授所言,“一种不犯错误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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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采取措施和方法最大限度地预防错案却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那么最大限度预防错案的路径和方法在哪里？虽然制度设计、司法改革都是必要的措施,但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预防错案,从证据审查开始！
所以,对于证据问题,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心理,始终坚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我认为,作为一个能够审判别人的人,应该小心谨慎,并且在尽量深思熟虑之后再发表意见。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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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证据审查、证据分析显得更加重要,证据审查方法的研究也显得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审判中心主义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把握“一个精髓”即庭审的实质化,“两大支柱”即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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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精髓还是支柱,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
那么,面对一起案件看起来错综复杂、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如何下手进行审查呢？如何进行分析呢？如何认定事实呢？国内业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尚没有人对这一显得如此形而下的技术操作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目前,实务界能做的似乎就是依赖常识和经验。法律执业者,无论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还是警察,甚至还包括一些法律院校的学生,难以找到一本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审查、证据分析的本土著作。原因或许在于“学术人常常过于高高在上,而执业者已经倾向于过于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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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学者们忙于研究诉讼构造、审判方式等“高大上”的命题,对于证据分析、证据审查这样的“矮矬穷”的问题不屑一顾；另一方面,法律从业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偶尔见到的所谓证据审查、证据分析方面的著作,要么列举刑事诉讼法及其配套解释,要么列举常见罪名一般需要哪些证据材料,“食之无味”“读之无用”。这是一种非正常状态。
“每种从事事实分析和推理的职业,都必须开发某些记录和组织数据的方法,以适于分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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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职业人来说,当然更是如此。我2006年从事公诉工作,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审查证据,我一直在办案和研究学习的过程中思考和探索证据审查、分析、判断的方法。2009年,我对这一思考过程进行了初步总结,“发明”了证据审查“三步法则”,并在我所在的单位进行试点运用,初试牛刀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影响范围不断扩大,逐步由全市走向全省、走向全国,先后应邀在全国各地很多司法机关讲授,如国家检察官学院举办的全国高级检察官培训班、全国经济犯罪公诉业务骨干培训班以及全国职务犯罪大要案公诉培训班等,以授课的方式进行推广,每次培训都取得令人鼓舞的效果。2013年和2014年先后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培训精品课程（第一名）,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培训精品课程。在此过程中,不断结合办案、阅读、讲课进行深挖和升华。从2009年成型到这本书的出版,可谓“八年抗战”。
我曾经问过参加培训的学员：“这个课程吸引你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有用、实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法,更因为是从实践中提炼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的方法。本书的核心原创“三步法则”直接来源于司法实践,从实践办案中获得灵感并从实践中提炼出来,再结合理论进行论证和深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原创性观点——二元主义的证明标准、证据能力三要件、证据分析图示法、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区分之实质与形式二分说——都是来源于实践的灵感,再经过理论研究和论证后又经实践检验而形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在阐述理论基础时尽可能兼顾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理论。我国整体上作为一个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实体法的刑法是建立在苏俄、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作为程序法的诉讼法、证据法却是清一色的英美法系,这种现象正常吗？难怪青年学者施鹏鹏呼吁“中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应走出‘英美法中心’的陷阱,走向更契合本国诉讼文化的‘欧陆’证据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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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证据法大师密特麦尔指出,职权主义诉讼是不可能确立与当事人主义一样的证据规则的,“国家权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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