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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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第一章 踌躇四千年（上）
第二章 踌躇四千年（下）
第三章 天下［注释1］
第四章 规模依赖
第五章 人间上帝
第六章 规模压力及其偏好
第七章 辐辏与一统：“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让步
第八章 “兼天下”：缓解规模压力（理论）
第九章 “兼天下”：缓解规模压力（实践）
第十章 第一代政治权威遭遇“自杀悖论”
第十一章 霸权铁律
第十二章 过渡时代：秦帝国的裸体霸权
第十三章 龙袍：政体危机的结束和
第十四章 “分天下”：昙花盛世（上）
第十五章 “分天下”：昙花盛世（下）
第十六章 “龙”天下：饱和统治
第十七章 高压稳态陷阱
第十八章 “大公”天下
余论 文王演易：从辐辏到矩阵
附录一
附录二
 第一章  踌躇四千年（上）
如果把帝禹登基看作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注释1］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一个政治困境。本章和下一章从这个困境入手，粗线条地宏观勾勒我们民族探索的过程，并引导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
鱼与熊掌兼得，这有可能吗？
一、孔子疑似二律背反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但也一直没有走出一个困境：要不要中央集权？最早受这个困境折磨的政治家，是商朝末年的周部落首领姬伯；思想家，则是孔子（前551—前479）。［注释2］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最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注释3］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注释4］
他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最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注释5］，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此“义”像一根绳子，在历史中延伸，可以被分解为搓成它的三股麻缕：1.天下者乃真德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孔子那里［注释6］）；2.天下者乃真龙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史记·高祖本纪》及其后历代王朝编年史里）；3.天下者乃真理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朱熹特别是朝鲜金氏家族那里）。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最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所以有“禅让”）；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所以“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家”）；再次，无论最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所以说人“不独子其子”）。根据这个原理，在没有政党运作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任何中央集权体制的。
“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三代及春秋）或一人（秦汉以降）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这就意味着：这种占有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其他人或家族不可犯上作乱。在孔子那里，“兴亡继绝”被视为“大仁大义”，就来自这种帝王“子孙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可世”观念，也就是正统帝王通过世袭合法长期存续观念。实施并维护这个主张，中央集权就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从西周“兼制”（王道）［注释7］到秦帝国立体高压中央集权（霸道）是必然的。虽然孔子维护的西周及春秋体制死了，但他维护的“大一统之义”却活了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以下两个正反命题为假设：
1.设“公天下之理”为正命题：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可以合法永久地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
2.设“大一统之义”为反命题：任何人或家族一旦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应当持续占有［注释8］，最好传子不传弟［注释9］。
不难看出，这两个命题明显背反。不过，这是假性背反，而非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有对错和正误之分，比如正题是“1+1=2”，那么反题“1+1≠2”就是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是形式逻辑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先验逻辑”范畴，服从同一律。而假性背反通常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正误之别；它们不是逻辑命题，而是境界命题，不服从同一律，服从所谓的辩证法，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境界。比如，孔子的正题是“公天下”境界中的命题，反题是“小康”境界及其后“衰世”境界中的命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正题对，反题错”，或反过来，而只能说“正题好于反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正题是“大道”，“大道既隐”，才“天下为家”，才有“大一统之义”。比大一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国家分裂，天下大乱。
如果把“公天下”境界设为最好的理想政治（大道政治），“大一统”境界分为相对较好的西周体制（王道政治）和不那么好的帝国体制（霸道政治），“大乱”境界设为最差的“无道”政治，那么，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凡是反对中央集权的，都是为了争取最好的大道政治（公天下）或为了争取较好的王道政治（家天下，比如封建贵族政治；或地方分权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而非较差的霸道政治（朕天下）；凡赞成中央集权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最差的“国家分裂、天下大乱”之无道政治。
中央不集权，未必能实现大道，倒可能滑向大乱；中央一集权，虽然可能防止国家瓦解，但也可能导致帝国土崩。这种两难处境，是一个梦魇，缠绕中国四千年，秦汉之际尤为瘆人，而半夜里都会被惊醒的，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西汉年轻的大政治思想家贾谊。
二、贾谊陷入虎狼之境
很多人知道，贾谊（前200—前168）是被自己的眼泪泡死的［注释10］；但很少人知道，他是被自己的悖论套死的。
他有两篇雄文，华语世界受过点教育的，即使未读过，也可能听说过：一篇是《过秦论》，另一篇是《治安策》。让人惊讶的是，他前一篇文章所赞成的，正是他后一篇文章所反对的；反过来亦然。似乎他左手写了一篇文章，右手写了另一篇文章，左右两手互搏，前后两文打架。他在前一篇文章里挖了一个坑，就在后一篇文章里自己掉了进去，一直到他被自己的眼泪淹死，都没能爬得出来。
在《过秦论》里，他认为秦帝国灭亡的一条祸根是中央集权，没有“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搞分封制［注释11］，意思是说，秦帝国只有脑袋，没有身子；在《治安策》里，他反过来认为，汉王朝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就是“中央不集权，搞了分封制”［注释12］，“汉帝国下半身浮肿，脚趾头比腿粗，腿比腰粗”［注释13］。但遗憾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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