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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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费正清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面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一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将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无意之间对我有所启发的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朋友锡德・明茨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而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重视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第二层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里我接触到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获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四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系以及商业法律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内获得的。但是，我却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四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接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二楼觉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传体的波展的低度发展》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人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获（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人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首・豪厄尔（Nancy Howed）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我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是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迎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的护片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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