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讲义 - 汪丁丁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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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迅猛发展的新兴学科，它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以及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却也将这一前沿学科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本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作为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全书洋溢着作者随笔式的写作风格、清新的课堂交流氛围和丰富的学科前沿新知，堪称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最新力作。     本文摘自《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这部作品，是我从未计划写，却在最短时间内写完的一部长篇。没有计划的写作，如同冥冥之中，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借着作者的笔，借着演化过程的一连串偶然事件，呈现于作者眼前。     懒散，是我最突出的个性。以这样的个性谋生，能生存至今天，仰赖偶然因素。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也没有文集。那时只有两大爱好——读和吃，我写过这件事，是我家邻居对小李说的——Rona，your dingding is good，just reading and eating。这里隐含了许多感慨，许多故事和坎坷，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再见面时我才知道的。我是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现在已经很老了。在西方的学术界，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的二十年，没有发表英文论文，怎么还在大学里呢？这是第一类偶然事件。偶然太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分类，这是赋予理性解释的第一步，一旦有了令人信服的理性解释，偶然就转化为必然了。第一类偶然，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关。中国是转型社会，西方是稳态社会。中国转型的趋势，最近几十年是经济上的，从计划向着市场过渡，至于是怎样的市场，还很难说。而且，转型期究竟从何时开始，也有争议。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次转型始于清朝晚期，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的那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据此，则这一次转型的趋势就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而是从传统的，向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可想而知，这里包含了多少潜在和明显的冲突，概而言之，只是一个字：“乱”。于是从晚清一直“乱”至今天，融入了中国历史治与乱循环的一个环节。毛主席讲“天下大乱”意味着“天下大治”，现在反思，这是说了辩证法的前一部分，后面的那部分，他老人家心里明白，不能说。韦伯是学者而非政治家，于是他讲了治与乱的全部道理而不仅仅是一部分，流传至今，称为“政治社会学”。关于偶然因素，最近几年，我更喜欢探讨的不是韦伯政治社会学而是《黑天鹅》这本书。结果，我发现一位同好者，是我喜欢到试图为她写传记散文的 Graciela Chichilnisky，她也研究“黑天鹅”，而且在 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Chichilnisky，2010-March，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with Black Swans”），试图为黑天鹅事件提供统计学基础。她写这篇文章，是受了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和她都探讨黑天鹅事件，但动机不一样。我和她都赞成这一定义：黑天鹅事件是概率极小却产生致命冲击的事件。     为了要解释如我这般懒散的人怎么可能在学术界生存至今，我需要引入第二类偶然事件，涉及我和妻子之间的延续终身的姻缘或缘分，怎么就如此这般了呢？总之，这部长篇作品得以问世，若说有人有一套计划，此人就是我家“小李”。她并不告诉我这些事情，只说要去夏威夷度假，而且要逗留两个月才肯回国。到了夏威夷，在海边住下，每日望着阳台外面的无限辽阔的大海和蓝天，从远方来的白云悠悠飘过，内心的宁静，以及与此相关的寂寞感，一杯纯柯纳咖啡的刺激。写作？不是写作，是文字的自然流淌。     由此想到的是“外行管理内行”，这也是毛主席的教导，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讲的，因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不是内行不能管理文教知识部门。老人家看得很清楚，就因为不是内行才可以管理文教知识部门。当然，我的论据不同于毛主席的论据，甚至完全相反。一位专家若要让另一位专家写作，他必要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全部细节，否则他还算是“专家”吗？我家小李是外行，她根本不试图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这样的计划，她似乎懂得，思想是不能计划的，思想只能“自然流淌”。可是，内行往往要计划我们的思想。专家治国，这是苏联人的思路，要不得。治大国如烹小鲜，要得。     这就导出我必须引入的第三类偶然因素，即我任教的地方，现在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过去十年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地方的发生和生存至今，我认为必与上述第一类偶然事件有关。其次，与这一局部社会网络的领导人有关，或许——因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证和社会网络科学家最近十几年发表的论证——有最直接的关系。总 之，我们这儿的两任领导人都懂得上述最初由老子讲述的外行管理内行的道理。很难呀，当初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首任领导历尽辛劳周旋于管理体制各部门，争取资源，吸引人才，诸如此类，我是外行，不能想像全部，只可描述一斑。第二任领导是我的老友周其仁，他是深刻地懂得老子讲述的那一套道理的。     我离开香港大学经济系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其仁和维迎已邀我来北京大学。张维迎是参与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人物，也是我的老友。我说过，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我在香港大学教书，认识了当时在香港的职业出版人陈昕，几乎同时或稍后，他开始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关的十几家出版社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很熟悉的，就是上海三联陈昕主持召开的经济学年会，陈昕邀请我参加 1993年的年会并担任主要评论人。那一年以后，我写文章了，而且依照自然流淌的方式，没完没了。陈昕的朋友和助手施宏俊，主持北京的世纪文景公司，多年来勤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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