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作者： 狄迪恩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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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陈忠实序
　　死亡是文学的一大母题，这本书将死亡硬生生地摆在众人面前，逼我们去直视，因此首先感佩作者的勇气。爱是文学的另一个母题，作者把爱掰开揉碎了，洒在我们心里，又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温柔的陷阱。爱与死的纠结便成就了生命的一切矛盾、悲哀，同时也有精彩。这种精彩来自于一种奋而相争的力量，与死神争，与时间争，与命运争。其实这就是生命，作者写出了生命，写出了一个写作者对全部生活的思考。

　　这种力量同样在文字中显露，干净利落，洗尽铅华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直面真实。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我们得以直达本质，安静得让人心惊肉跳。
　　文学无国界。美国女作家的生命思考和感受，同样给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带来震撼，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经历生命，领受生命带来的一切，爱、幸福、悲哀、死亡……

　　2007．5．30

　　毕淑敏序
　　丧失与悲伤是一种病，一种严重的疾病，以往我们只能等待时间之手抚平创伤，很多时候伤痛就永远地停留在那里，好像白雪下的岩石。
　　这本书直面了人类失去挚爱之人后的心路路程，精准细腻丝丝入扣的哀伤描写令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屏住呼吸，心脏随之颤抖。这种情感共振于让你感受到孤独与痛楚不再不可战胜，因为人类是如此息息相关，所有的困境都有人英勇地经历和跋涉过了。

　　本书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内心最稚弱的地方，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真诚和凄美，一如雨中的蔷薇，坚定而瑰丽。
　　2007．5．10

　　1
　　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熟知的生活结束了。
　　自怜的问题。
　　这是我在事故发生之后最初写下的几句话。电脑显示这个文档（关于变化的笔记.doc）的时间是"2004年5月20日23：11"，但这是因为当时我打开了这个文档，并在关闭之前按了保存。5月间我没有改变这个文档。2004年1月，事故发生一天、两天或者三天之后，我写下了这些话，自那时起我没有修改过这个文档。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下别的字句。
　　生活瞬间改变。
　　寻常的瞬间。
　　当回忆起事故最令人吃惊的一面时，我曾考虑过加上这几个字："寻常的瞬间"。我立即明白没有必要加上"寻常"这个词，因为它不会被遗忘：这个词从没离开过我的头脑。事故之前的一切都如同往常，正是这一点令我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接受它，无法适应它，无法忘却它。现在我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异常：当灾难突然降临，我们都会强调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故发生的环境是多么平平无奇，飞机从蓝天上坠落，例行的公事因为轿车着火而中断，儿童和往常一样荡秋千时被藤蔓中的响尾蛇咬伤。"他下班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幸福、成功、健康--然后，走了。"这是我在一个精神病科护士的描述中看到的，她的丈夫死于一次交通事故。1966年，我访问过很多1941年12月7日生活在檀香山的人，这些人向我描述珍珠港事件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这样开始：那是一个"寻常的星期天早晨"。那一天，美洲航空公司11号班机和联合航空公司175号班机撞上世贸大楼；当人们被要求描述那个纽约的早晨时，他们仍会说："那天只是美丽的九月中的一个普通日子。"甚至连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以这种充满预兆、然而令人震惊的句子开头："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的早晨气候温煦，天空几乎万里无云。"

　　"然后--走了。"圣公会教徒在墓边说，我们尚在生命途中却要面对死亡。事情发生之后最初几个星期，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他们带来食物，斟好饮料，在午餐或晚餐时分，在餐厅的桌子上为或多或少的人摆好盘碗；他们收拾餐桌，把吃剩的东西放进冰箱，打开洗碗机，等我走进卧房（我们的卧房，里面的一张沙发上依然摆着一件褪色的加大号针织外套，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比弗利山的理查德・卡洛尔商店买来的），把门关上之后，填满我们的（我依然不认为是"我的"）公寓，使其不再空荡荡；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肯定一再跟他们每个人说起事故的细节。关于最初的那几天、那几个星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突然感到疲倦的时刻。我不记得跟谁说起过细节，但我肯定说了，因为大家似乎都知道它们。有一次，我想事故的细节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到的，但立即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每个人对事故的了解都太过精确，不可能是一人传给一人的。肯定是我说出来的。

　　我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说出来的，还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中，没有一个包含了我无法面对的细节，比如客厅地板上的血迹。血迹一直在，直到第二天早晨荷塞过来将其清洗掉之后才消失。

　　荷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12月31日，他本来要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没有去。那天早晨，荷塞清洗血迹时一直在哭。当我第一次把事故告诉他时，他并不明白。显然，这个故事并不适合由我来讲述；我的版本中有些地方既太过散漫，也太过简略；我的叙述无法传达整个事故的关键部分（后来我告诉金塔娜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但荷塞看见血迹的时候，他明白了。

　　那天早上，他进门之前，我从地板上捡起注射器和心电图仪的电极板，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块血迹。
　　大抵如此。
　　现在，我开始写下这些，是2004年10月4日下午。
　　九个月又五天之前，2003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9点，我们在纽约的公寓中。我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和我刚在客厅中坐下来吃晚饭，他似乎（或者真的）突然经历了一阵严重的心脏病，并因此死亡。而此前五个晚上，我们惟一的孩子，金塔娜一直人事不省地躺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它当时是东点大道的一座医院（已于2004年8月关闭），更常用的名称是"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大夫医院"。圣诞节早晨，她似乎感染了12月的流感，病情非常严重，被送进了那儿的急诊室，流感后来发展成肺炎和败血症。随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间，我原有的观念，那些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机遇和运气、关于幸运与霉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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