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叁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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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海派及其画家
传统内部的新发现
画会与市场
“海派”与画家
任伯年、吴昌硕以及王一亭
“海派”的象征
海派及其画家
钱慧安　《兰桂联芳》　中国画　101.5cm×50.5cm　1878年
传统内部的新发现
晚清之际，知识分子也将“新”、“旧”之分放在对传统学问的演变上，例如康有为将帖学名为“旧学”或“古学”，将碑学称之为“新学”。碑学源自金石学，碑学的出现意味着学者们对金石学所及而衍生出来的图形和趣味的关注与鉴赏，结果，碑学引导了人们对古代艺术的重新认识。金石研究始于北宋，金石学的基本范围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至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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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从北宋至清代，金石学的主旨在于辅助历史研究，对历史实物进行探究考察，填补历来文献记载中的缺失，纠正不同朝代历史记录者的谬误。而到了清中叶，学者们的兴趣开始集中在金石的艺术价值方面。于是，从补经证史之学中衍生出注重鉴赏与批评的碑学。而对于从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出结论的人来说，北碑成为碑学的重点。那些从山岩、屋壁、荒野、穷郊以及其他地方发掘出来的碑石，让学者们看到了在帖学里找不到的新趣味：古拙、悍劲，呈现出新颖的笔法。这种来自古代的新趣味一开始对书法产生了影响，不少书法家在对汉碑、魏碑中的篆隶笔法理解的基础上，开创他们新的书法。人们过去熟悉旧帖中的纤弱与秀美，而现在，他们发现那些来自金石的笔法是如此地与法帖不同，渐渐地，金石笔法入书入画成为风气。最早的代表书法家是邓石如（1743—1805），他在秦汉碑石铭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书体笔法。书画本为一体，在金石篆隶入手进行对书法的研习中，渐渐形成了一个金石书画的壮观队伍，伊秉绶、金农、桂馥、陈鸿寿被认为是这个队伍中最早的代表。很快，这个“新传统”开始在晚清的书画家中传递并充满成果的延续。基于晚清的碑学思潮和金石画风的盛行，以及产生出不少有别于清中叶之前的书法家和画家，一些美术史家对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对晚清艺术状况给予的否定性评价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赵之谦　《集书岩》　水墨设色 卷轴　69.5cm×39cm
书法方面的“碑学理论”，绘画方面的“金石”趣味，以及篆刻艺术的流派纷呈，是清代汉学和考据学成就的衍生物，是近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成就是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并非“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延续到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成就，至今并未受到充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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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尽管金石入书入画的潮流既与传统文人书画的趣味有差异，也与西方的影响没有干系，但这个潮流仍然限于对传统文化与趣味的发掘与重新整理。虽然大量的古代器物、刻石、壁画的出土和被发现激起了人们在书法绘画领域的想象力与实践，并且在重新获得古代艺术的了解这个事实上与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的重新发现有某些相似，可是，由于金石碑学给予的刺激仅仅限于形式与趣味上的变化，缺乏决然不同于古代思想的新观念新思想的支撑，这样，书画家们很容易地会将对金石的美学发现引向细碎的、个人趣味的不同方向，是故，加上历史改变所形成的实际路径，我们很难将国粹主义者对碑学金石思潮带出的“古学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在创造历史新文化这个角度上进行类比。值得提醒的是，金石趣味的流行大大地削弱了传统文人的淡泊与柔弱的气质，这个现象却为人们逐步适应脱离传统气质而接受来自西方的新艺术的美学影响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帮助。
画会与市场
人们从王羲之（321—379）的《兰亭序集》优雅的文字里能够欣赏甚至体会到古代文人雅集的现场与氛围，4世纪中叶（353年）的一个暮春时节，王羲之与一群东晋名士，雅集于江南名胜之地会稽山阴的兰亭。这天正值农历三月三日，名士们在延续古老的祭水仪式以荡涤身心之外，曲水流觞则是仪式的核心所在。在王羲之的眼中，盛着琼浆的羽觞随清澈的流水蜿蜒而至，俯仰之间，天地已然不同：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类看上去超然于物质世界的雅集情形限于文人士大夫，一直延续，不过到了南宋，词人兼学者的洪迈在他的《满江红》（立夏前一日借坡公韵）的上阙有这样的句子：“修禊欢游今不讲，流觞故事何从觅。”这表明了因为世事的变化，文人雅集也会受到影响。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扬州盐运史卢见曾举办雅集，称“虹桥修禊”。这次雅集主人邀请了盐商汪棣，尽管汪工诗文，不过他的鸿学博词科的出身是捐来的，为国子监博士。这样的现象发生在扬州显然与这个城市的商业发展有直接的关联：商人遵循儒家教养而附庸风雅，文人从事书画需要金钱接济，在双方各自的需求中，趣味也会发生改变，商业的发达和经济上的支持，以及书画家对商人趣味的迎合自然是形成著名的扬州画派的基本原因。不过，随着1942年《南京条约》之后的“五口通商”以及太平军对苏浙的攻占，商人纷纷逃往或前往上海经营，可以想象，那些文人画家们也会前往这个从开埠通商之后已经非常繁华的城市，以便卖画谋生。
出版于1920年的《海上墨林》可以被看成是一部上海美术简史，作者杨逸（1864—1929）收集了自宋代至清代数百位书画家的小传，但其中多半为晚清同治、光绪两朝人物。高邕在书序中写道：
高邕　《杨柳扇面》　中国画　18.42cm×49.23cm
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上海文物殷盛，邑中敦朴之士信道好古，娴飞翰墨。又代有闻人，雅尚既同，类聚斯广。此风兴起，盖在百年以前。
无论怎样，书画家的聚集自然会导致社团组织的兴起，画家高邕记载说：
闻昔乾嘉时，沧州李味庄观察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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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兵海上，提倡风雅。有诗、书、画一长者，无不延纳平远山房，坛坫之盛，海内所推。道光己亥（1839年），虞山蒋霞竹隐君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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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沪消暑，集诸名士于小蓬莱，宾客列坐，操翰无虚日，此殆为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吾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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