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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希望工程希望工程（1）

摄影/解海龙文字整理/张 杰 1991-1993年　　如果说有一个人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撼天动地的运动的话，那就是解海龙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解海龙在农村采风时注意到很多孩子想上学而上不了学，促使他产生了要设法拍下这些贫困孩子是如何渴望读书的想法。当时青基会正在准备开展“希望工程”的活动，意在倡导大家“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用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解海龙得知后，便跑到团中央请缨，要为“希望工程”拍片子，如实反映中国农村失学孩子渴望读书的现状。他认为城里人看了他拍的片子不会无动于衷的，只要他们帮一个孩子上学了，他的片子就没白拍。　　1991年初，为了用照相机把那些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而不能入学受教育的情况记录下来，解海龙买了地图，东拼西凑，找了一些经费，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采访。　　解海龙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大别山老区，拍摄了一批感人至深的照片，诸如“大眼睛”小姑娘，“小光头”，流着鼻涕喊“我要上学”的贫困失学孩子的照片，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上学，妹妹哭了的照片，甚至于还有为攒学费而背砖的小女孩的照片等等。那一年，解海龙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马不停蹄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他就往南跑，天冷他就往北跑，专门去体会孩子们的辛苦。费用紧张时，他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就这样一路艰辛地拍下去，到1992年4月份他返回北京，终于拿出了整套的东西交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以此办个展览，于是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五十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很快，几乎天天都有解海龙的摄影作品在各种书刊里出现，随之在当时还产生了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 开始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10月，解海龙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湾两地展出。当时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国内外名家荟萃。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解海龙的照片却引发了强烈反响，10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着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希望工程”真诚的道义支持，解海龙第一次感受到了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十天之后，影展结束。华北油田将解海龙的影展搬到油田继续举行，随后那里又掀起了结对救助失学儿童的高潮。武汉一家婚纱影楼搞店庆，老板取消了原计划好的宴请活动，用这笔钱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这之后，影展又接着在广州、珠海、青岛、上海、合肥、香港、澳门等地巡展，所到之处，即起轰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的巡回展出共展出八十多天，在台湾轰动一时。　　展览过后，人们纷纷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八个月时间收到善款上亿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捐款数万元。捐款源源不断，日益剧增，每年数以亿计，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悬挂了解海龙的照片，北京地铁火车每节车厢贴满了解海龙拍摄的宣传画。看到此情此景，解海龙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本想这些照片不会顺利发表，没想到却能及时发表并引发了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这些捐款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别人比他们更难。这些都让解海龙深深感动，于是他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参与进来。　　回顾以往，解海龙曾感慨地说，拍摄条件艰苦并不是他最大的困难，困难的是他所拍摄这一专题，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提倡主旋律，要求摄影家多拍、多表现明亮的一面。可这个专题记录表现的全是土老破旧、老少边穷的教育现状，照片非但不能发表，而且还会惹来麻烦。在这样的压力下，解海龙仍坚定地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不能眼见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解海龙被完全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他也要坚持做下去，惟有把这件事做好，他也就算不枉拿十几年相机了。　　在农村拍片时，解海龙经常遇到麻烦，备受冷落，地方领导不愿意解海龙给他们“曝光”，也不认为这些图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这样一来，进度很慢，车子找不到，解海龙走路便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解海龙在一所刚下过雨的破旧学校拍照片，但没曾想他被一位年轻教师误解，扭打之中，弄得满身泥水，让他心里很难过。教师们的生活很清苦，每月工资不足几十元（还要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垫付），可一旦他们见解海龙拍照，心情总是不悦，生怕给社会丢脸，于是便百般阻挠。尽管这样，解海龙仍不改初衷，依旧爬山涉水，风来雨去地四处为失学孩子们奔走拍照，每到一处他就被那些穷苦孩子祈盼上学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个心酸的故事没有溶化，又一个心酸的故事便哽在他的心头，开始，解海龙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钱给他们，但他很快发现，那样做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必须通过真实的照片来唤醒更多的人来捐资助学，于是他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让他们尽快得到失学救助。

希望工程希望工程（2）

　　1992年底解海龙被调到《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几年里他利用出差之便，在全国二十六个省区的近百个县进行了采访，并跟踪采访了许多他曾拍摄过的主人公，了解了他们的近况，及时进行报道，那时社会上很多人开始做解海龙的后盾，只要他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当时有件事也非常感人，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钱，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解海龙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解海龙知道后就专程去看他们，给他们讲希望工程的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当时犯人们听得全哭了。　　1993年12月，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解海龙去西柏坡采访，突然就收到了一张一千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有什么话，解海龙当时很纳闷，他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这么高呀。后来他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五百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该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让解海龙感到沉甸甸的，拿了这个钱解海龙就到农村转，很快找到了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这家人是救命的，解海龙于是就把钱转给了这家人，这家人跪在那就磕头，解海龙只得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1994年，解海龙还将拍摄照片获得的稿费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学儿童，孩子们来信对他说，不知称你是叔叔还是爷爷，也不知你在哪里工作，感谢你对我们关心和帮助。1997年解海龙将拍摄这组专题所使用的一架个人相机拍卖，所得的五万元钱也捐助给了“希望工程”。　　解海龙曾说，只要山里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　　“希望工程”运动开展以来，为了点燃希望圣火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北大毕业的姜森，自己就有一段悲凉的求学历程，看到了贫困儿童失学的惨况，他说：“我已流了泪，就是不让别人再流同样的泪。”于是他守下誓愿，每年要捐出一个月全部的工资，还有一位在部队的刘飞写信给基金会，指名要捐助给河南解海龙拍摄的那位为让妹妹上学而转让助学金的杨小妹妹。刘飞在信上说：“她是多么可爱，我愿意资助她上完小学、初中……大学，她能考到哪，我一定资助到哪，哪怕要借钱！”的确，“希望工程”不仅救助了失学的孩子们，同时也牵动了千千万万海内外中国人的赤子之心，洗刷澄净了人们的灵魂。　　而某种意义上，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便是点燃这场圣火的希望火炬，“大眼睛”女孩本名苏明娟，1983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1991年4月6日，张湾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明娟抬头望向黑板时，那瞬间的眼神被解海龙的照相机捕捉到了。“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在张湾小学课堂上看见了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我的镜头。”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在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并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而为了拍摄“大眼睛”等贫困农村儿童，解海龙曾花了十年时间，行程了两万多公里，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其间拍摄了近万张底片，接触了一百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对此，解海龙可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截至2003年年末，希望工程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心大行动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农村特困学生上学读书；援建了9508所希望小学和150多所希望网校；为1万所农村小学赠送了“希望书库”和“希望图书室”；为2000余所希望小学配备了“三辰影库”；培训奖励了12000余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师。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表明：希望工程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今天，面对这些成绩，解海龙的纪实摄影完全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希望工程过河（图）

在老师的帮助下过河的学生 1991年

希望工程“大眼睛”（图）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双河乡张湾小学，不管生活多么艰苦，苏明娟同学仍然刻苦学习。

希望工程读书（图）

1991年 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孩子们读书却很认真。

希望工程暴雨后的教室（图）

1992年，甘肃省渭源县聂家山小学，一场暴雨摧毁了教室，孩子们眼睁睁地盼着能有一间再让他们上课的教室。

希望工程露天上课（图）

1993年10月 云南省红河县虾喱村垤玛小学，校舍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学生们只好露天上课。

希望工程“湖心”小学（图）

1991年4月，湖北省宏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一场春雨过后，教室一片泥泞，可孩子们仍然在这“湖心”小学上课。

希望工程自己做饭（图）

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花噶乡中心学校，这些孩子离家四五十里，他们寄宿在学校，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做饭。

希望工程为了工作（图）

1987年4月，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贫困地区的教师为贫困土地上的下一代不再失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戴红英老师的丈夫在中学教书，为了工作，她只好背着孩子上课。

希望工程烤烤小手（图）

1991年12月，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大店子村的孩子们，烤烤冻僵的小手准备继续上课。

贫困母亲贫困母亲

摄影/文/于全兴 2001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所记录的，不仅有那些困厄中凄苦的面容和眼泪，更有中国妇女那种坚忍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2001年1月2日，我在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及家庭报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就中国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情况和生存现状进行采访。　　历经一年，从白雪皑皑的高原到奔腾咆哮的江河，从荆棘密布的丛林到荒凉无际的大川，足迹遍布中国西部9个省市，走访了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以一个摄影记者的亲历，见证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我看到，在不发达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她们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她们在抚育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堪忧―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改善中国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而努力。几年来，在海内外各种组织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业绩。部分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已经摆脱了贫困和正在摆脱贫困，那一张张欢喜洋溢的笑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执著。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

贫困母亲母亲的手（图）

这是一双母亲的手拍摄于巫溪县胜利乡堑场村

贫困母亲措吉，67岁（图）

措吉，67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全家9口人，1995年年底雪灾发生后，政府救济牛羊，现有40头（只）牛羊，吃粮少量靠政府救济。

贫困母亲顾彩莲，26岁（图）

顾彩莲，26岁，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人。全家4口人2亩山坡地，今年收了不到500公斤的苞谷，家无牲畜。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100块钱。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把，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贫困母亲嘎松卓玛，24岁（图）

嘎松卓玛，24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家里的牲畜全部死于1995年底的一场雪灾，1996年政府和国际慈善机构先后救济其全家5头牛。现家里已有10头牛，但吃粮还是靠政府救济。

贫困母亲王小盆，27岁（图）

王小盆，27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4口人2.3亩山坡地，全年收苞谷350公斤、红薯100公斤，无牲畜。家里已经7年没有杀过年猪，她说，农闲时她每天上山挖药材，今年卖了40块钱，过年的时候用这些钱买肉给孩子们吃。

贫困母亲王五女，30岁（图）

王五女，30岁，宁夏西吉县兴平乡王堡村人。全家4口人10亩山旱地，去年收成150公斤荞麦，政府每年救济籽种，无牲畜。丈夫得病卧床在家，不能外出打工。

贫困母亲刘引引，31岁（图）

刘引引，31岁，甘肃陇西县福星乡鹿鹤村人。全家6口人8亩地。去年大旱颗粒无收，丈夫外出打工贴补家用。陇西县地处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吃水靠雨水，家穷建不起水窖，她每天要到2里地以外的大山沟中挑水吃，挑一担水需要一个小时。

贫困母亲纯菊，38岁（图）

纯菊，38岁，全家4口人。九年前丈夫耐不住大山里的贫苦生活，抛下一双儿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覃纯菊背着一百多斤的沙子，一趟趟往返于山上山下，硬是自己背出了一栋屋。

渴望兜售食物的温州人（图）

列车边兜售食物的温州人摄影/萧云集 温州 2000年

　　一群温州人在细雨里箪食壶浆，戴着凉帽打着雨伞，正举着精心制作的长竹竿挑着橘子、面包、花生之类的小袋食品卖给列车上来往的旅客，这样的交易场面不仅需要手疾眼快，也需要类似钓鱼一类的稳度、耐心与投食技巧。　　可以说，在国内商界一枝独秀的温州人的经商头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　　在金温铁路沿线上小贩利用停车的机会用竹竿挑起食品和乘客交易，这种买卖方式对交易双方的诚信都是一种考验。在利益的驱使下小贩们只能承担这种风险。温州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靠着这种渴望温州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渴望买镜子的少女（图）

山区集市买镜子的少女 摄影/ 徐晋燕 云南会泽 2000年

　　画面里的集市，也就是“街子”，可能位于极贫困深远山区的缘故，来赶集的人并不太多，两个裹着花格头巾的女孩正在逛集，其中一个买小镜子的女孩正欣喜地从镜里打量着自己，镜子里她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容颜，她既开心又满足，心情也一如远处山梁尽头那一片蓝天白云，那一刻就连她右边不远处那个照看摊位的小孩，也忘了招徕顾客，自顾羡慕地看着她。　　云南人把集市叫做“街子”，大到如“三月街”上万人来赶，慢慢演变成民族节，小到连间房子都没有的几十人的草皮街。但无论大小，老百姓总能从街子上得到自己的满足和需要。会泽大海梁子虽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但买镜子女孩的爱美之心，竟是连这样的穷山也不能埋没的。　　云南会泽大海梁子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在它的集市上一个女孩对着镜子满脸微笑，贫穷并不能掩盖她对美的渴望。

渴望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图）

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 摄影/谢海涛 河南平舆县 2001年

　　2001年2月9日，在河南平舆县什字路乡王关庙村一民宅内，犯罪分子正在进行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从一个小瓶里倒出点透明的液体，均匀地抹在假币上，然后用电熨斗把假币熨得平平的，咔咔作响。 这些假币大多是从台湾偷运到东南沿海（主要是广东），再偷运到河南的。有些假钞的制作甚至到了连验钞机也无法分辨真伪的地步。　　照片上便是民宅内乌烟瘴气的假币制作现场，左边的造假者左右开弓，正在用电熨斗把桌子上的四张假币熨平，因为他“工作”太繁忙，以至于连点颗烟的时间都没有，旁边一个人于是为他匆忙点上。右边的造假者表情平静，嘴里叼着涂抹透明液体的小棍子，右手忙着往一张假币上涂抹透明液体，整体来看，两个造假者配合默契，对假币制作相当娴熟，“假币”，此时如同一根魔棒，把他们对钱的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间窄小的房子里几个人正从容地制作假币，金钱的欲望使他们忘乎所以铤而走险。

渴望乡村苗人渴求的天籁（图）

乡村苗人渴求的天籁

　　画面里尽管我们看不到唱诗班全体，但却能看到七八部大小双喇叭录音机被一群苗人虔诚地举抱着，正把唱诗班优美的歌声录下来，左下角几个裹着头巾的孩子显然也受了这种虔诚歌声的感染，神情肃穆而恬然。　　云南昆明富民有一个叫小水井的苗族乡，离省城并不远，驱车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却风俗迥异，村民们信奉基督教已有不短的历史。尽管时代变迁，很多事已发生变化，但信教的人始终存在着。村中有一个基督教堂，是周围几个村中最大的。教堂里的唱诗班唱出的赞美诗，共分几个声部，悠扬动听，听者无不为之感动。每到礼拜，周边的苗人便会带着自己简陋的录音机蜂拥而来，把唱诗班唱的赞美诗录下来，回去欣赏和学习。遇上圣诞节，这个唱诗班更常被昆明城里最大的教堂请去唱赞美诗。　　在教堂的一角，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仔细地录下唱诗班优美的歌声。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睛里可以看出虔诚和渴望。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