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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看中国的富裕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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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2004/3/16 xyzcbx 发表于:2004/7/22 17:13 IP：61.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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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2003年9月2日报道：美国2.5亿人口中，它们的贫困人口2003年已达3,480万，占总人口的12.4%，比2002年又增加了140万人。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字，中国13亿人口中，贫困人口有2,900万人，由1986年的占总人口30.7%降到占总人口的不到3%。这个数字比美国少得多。

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万元人民币)，人均4,224美元(约合35,059元人民币,月均2,922元)。经2003年调整后，中国的贫困人口的新标准是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

再看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世界通用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约500元人民币）即为贫困人口。而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约250元人民币）为最贫困人口。按此标准，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就成了7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人口也有2.13亿人。远远大于2,900万人了。

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一文中说：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102元”，“罪犯还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被服由国家统一配发。每人每月零用钱7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300多元不等的工资”，“即使不算工资，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有1,308元”。而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标准中，食品消费标准为60%，即382元，也就是说，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贫困线，意味着每个贫困人口实际上还达不到罪犯食品的标准。

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每年税额为37元，农民人均税额则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险福利；住房是自己造的，国家提供的“廉租房”、“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与他们无缘。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不给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

据统计：我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3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公务员每年消耗5、6千亿元，主要用在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玩乐、旅游出国及其它福利。如果把农村2,900万贫困人口的贫困标准提高到1,000元，每年需要290亿元。即使达到2,000元的水平，全国贫困人口8,000万人，一年也只需800亿元。以中央财政一年2万多亿元的收入，似乎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先看教育方面：
1992年，中国310万未入学学龄儿童中女童约占65％。260万辍学小学生中，女生占80％以上？
2002年中国未入学的学龄儿童约有1.3亿？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始于1996年。同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在20世纪末，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须达到GDP的6％，亦即联合国建议的标准。但是，跨过世纪之后再一瞧，原来CCP又食言了。下面是几个国家的比较数字：

联合国建议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应不低于6％
中国 美国 英国 瑞士
1994 2.52
1995 2.46
1996 2.44
2001 2.3
2003 2 5.3 6.9 8.7

很明显这一比例在中国呈-增长趋势。
美英瑞士都是发达国家，有人会说与中国不具可比性，然而，事实是，全世界除非洲国家，政府投入教育经费最低的是北韩和中国，中国这一数字低于乌干达。――想起黑豹的一首歌名叫《无地自容》。汗！
继续，中国每年所需的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约为53％，另外47％则由学生家长支付？
从另一个角度的统计：全世界应受教育人口中，中国人约占22％；但是中国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只占全世界教育总经费的1.5％。好像这两个比例应该是相对应的，现在居然差这么多。

再看经济方面：
自1999年始，中国已连续四年粮食持续减产。究其原因，耕地减少，种地成本高，粮价低导致农民逐渐疏离了农业。（假如）长此以往，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必将依靠粮食进口。换言之，那时候煮一锅饭，一半以上的米不是“鸡”身上种出来的。不过，或许可以算作安慰的是，那时候我已经过世，不用再吃粮了。
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城市农民工约为9600万。注意后面这个数字，它以每年400万的速度在递增。
在中国，农民收入约占城市人口收入的1/3？这个比例有些笼统，看一组具体的：
在陕西省子周县，干部月工资平均600元左右（据我猜是因为不能按时完全发放的缘故），农民年收入1000元左右？这是2003年的情况，今年不知怎样。
迄今为止，全国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政府拖欠公务员工资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打两个问号，我希望是不真实的。
截止2003年底，中国城市失业人口达到1400万。
最后，政府公布的2003年度GDP增长率为8.5％。中国目前生活在绝对贫困当中的人口约有1.3亿。
END。
数字是枯燥的，而且只摆出来也没有多大意义，心痛之余，更重要的是要探究背后的根源。但今天就不深入了先。
现在我在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了那么多，钱都上哪儿去了呢？看不见的就不说了，看得见的有三峡改造，集体打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州五号……
我承认，这些都是千秋万世的基业，都是子孙后代的福荫。可是现世的人们呢？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只得到了CCP所谓的崇高。这崇高讲了几十年今天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但这种崇高是要不得的。
因为他们“展望了更高尚的目标，却忽略了人们并不是抽象物的事实”。CCP大喊着让人民追求崇高自己却不追求，罗素说过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以崇高体系为幌子犯下堂皇的暴行”。
掰着脚趾头想一想，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好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zt

　　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
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
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
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
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
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
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
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
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
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
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
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
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
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
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
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
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
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
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
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
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
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
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
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
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
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
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
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
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
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
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
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

　　“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 55圆 ；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 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
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 ；宿舍费（电，炉，水等） 20圆 ；医
术费（药费另计） 2圆 ；体育费 2圆 ；杂费 2圆 ；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
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
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
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
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
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
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
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
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
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
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
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
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
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
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
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
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
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
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
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
“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
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
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
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
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
“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
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
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
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
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
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
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
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
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
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
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
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
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
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
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
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
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
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
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
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
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
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
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
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
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
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
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
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一） 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 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 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 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
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
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
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
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

陈明远

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
“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
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间物价起伏不大；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一九一二年为基数，到一九
二六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百分之二十五
和百分之四十八，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一九一九年物价指数为一百，则一九三零年大约为一百二十九，也
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三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四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
年大米每斤三点四分钱；猪肉每斤一角二分钱，白糖每斤六分钱，食盐
每斤一到二分钱，植物油每斤七到九分钱；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
米每斤六点二分钱，猪肉每斤二角钱，白糖每斤一角钱，食盐每斤二到
五分钱，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
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
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
三代每年伙食费一百三十二点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维持了。当
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十元（合今人民币三百五十元）
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
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
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二十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
房租、交通费）八十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两千八百元），许多
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
至可达四百元（合今人民币一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
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
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八至十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二十元左右；
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
用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
以外月工资仅三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一角钱左右；包车每月
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
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
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
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合
四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二十
六枚（合一角钱）；至西直门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至
东单牌楼二段十八枚；至东四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桥四段三十二
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
楼一段十枚；至天安门二段十八枚；至西单牌楼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
牌楼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十
枚（合四分）；至太平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十
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十
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门二段二十枚（合八分）。总之，电车比人
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
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六元，
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元，四
菜一汤。花费一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
二十元，每人二元。鱼唇席十元、海参席八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
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十一人入席；这属
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二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五分；

（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一
角；

（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二角；

（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
合六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
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二十枚（或五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
茶水一角，点心每盘一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七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城
南游乐园门票二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一至二角。最
贵的演出，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
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币六
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
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
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
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