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艺经纪人访谈实录：明星课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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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田震（图）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一些音乐理论，包括一些专业课程。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84、1985年，我就跟几个小兄弟一起自组乐队了。从做乐手开始，在全国各地演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以乡镇为主。什么样的地方都去过，各种演出的状况都见过，好玩儿极了。现在有时候，我们一帮老哥们儿在一块儿聊天，还会提起――真是太恐怖了！你设想一下，我们在台上演出，演着演着，从台下飞上来无数的土坷垃，我们在台上边唱歌还得边闪头，要不然“嗖”一下，一个石头就过来了。真的，太可怕了，现在讲起来就是笑话了。　　慢慢的，演出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满足了。1989年，我进了东方歌舞团，干了几个月。在那之前也去过几个团，都是在乐队里当吉他手。我这个人自我约束力比较差，有时候起不了床，团里的排练或者演出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感觉里，演出再风光也没用。从一个乐手角度来说，心目中最向往的是能进录音棚录音。卡带上印着：词、曲、编曲、演奏的名字，如果说“某某的专辑是我录的”――那是一种荣誉。其实那时候录音挣的钱不是很多，但那是对一个乐手的肯定。当时在圈子里，“棚虫”是挺让人佩服的一个称谓，绝对是褒奖。我也觉得在台上演出没意思，每天苦练弹琴，如果能在别人的音乐里发挥，然后录出来，那是最风光的，所以“进棚”也算是自己一个挺大的愿望。后来有了一些机会，就一脚跨进了录音棚。　　那时候通常都是演奏别人的音乐，配器谱子拿来，我按照编曲人的要求去演奏，有时也即兴发挥一把。可是当我“发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满足了。老弹别人的东西，不如还是自己编吧――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创作，指挥其他乐手去完成，那就是更高一级的“棚虫”了。后来就慢慢开始试着自己扒带子、做编曲。那一段扒的、编的东西特别多。当然在这当中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与经验。　　实际上真正有一个完整的专辑制作的概念，那是在九十年代初。　　1992年，程进介绍我认识了“红星”的老板陈健添先生。　　我和程进是很好的朋友。八十年代，程进在白天使乐队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演出，我弹吉他，他打鼓，一帮好哥们儿，属于那种无限纯真的革命友谊。程进曾帮陈先生处理一些在内地的业务，他后来成为“麒麟童”的老总。　　陈健添先生是一个超级发烧友，他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爱好。他是疯狂的甲克虫迷，他收藏了甲克虫的每一张唱片，包括卡带、CD和纪念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都是因为爱好。陈先生曾经在唱片公司打工，当然他有机会可以听无数的唱片。　　陈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个星探级的老板，就是他最早发掘了BEYOND，还有王菲、黑豹……陈先生真的是挺尊重音乐的一个老板，我现在想想，挺感谢他的。　　当我接手的时候，郑钧已经录了五首歌，我听了，还不错，但是问题蛮多的：技术上粗糙，音乐概念陈旧，演唱有问题。那个时候录一张唱片挺不容易的，要算计棚费，一天几千块，而且已经录到这个程度了。我听完以后，跟陈先生建议：之前录的所有的东西全都不能要，这就意味着“钱”。陈先生说：“能不能留一部分，哪怕留一个吉他，你下次就不用再花一笔钱，请乐手演奏。”我说，一个都不能留，因为我觉得整个音乐都要打翻，根本就不能留。最后陈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包装，什么都不懂，对于音乐的想法完全是本能性的概念。我跟郑钧谈过几次，把我的建议告诉他。当时他对音乐世界的理解还比较浅，基本上没有太多建议。我就跟他说，反正我们一起来玩吧，想办法把音乐完善好。之后，每一首歌都重新设定、重新编曲、重新录制。当时“红星”给了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整个的录音过程也创了一个比较长的记录：有效录音时间，大概达到了将近四个月，实际在录音棚的时间有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每天起来，只要是在郑钧的嗓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录音棚，一帮哥们儿，就死磕这张专辑。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何炅（图）

　　到今天我还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人的心态是很放松的。那种放松会让你更关注音乐本身，而不用考虑音乐之外的东西，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每一首歌的处理，包括音乐环境的处理、演唱的处理。举一个小例子：专辑当中《赤裸裸》这首歌，有一版是不插电版的，我们当时把编曲整个都做完，那个感觉很舒服。但郑钧几次唱得都不理想。我们的习惯是工作到夜里两点，睡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吃点东西马上录音。每次郑钧刚进棚的时候，声音发黏，要先把嗓子喊开了才开始录音。有一天，他刚进棚，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让他先开开嗓子，他就跟着音乐唱了几句。他一唱，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状态太舒服了，应该用这种状态去诠释歌曲。为什么，因为郑钧的最大特色就是慵懒，这是他的与众不同。当时他听了我的说法也一惊。我说，今天晚上早点收工，回去睡觉。郑钧说：“我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也得睡，弄点安眠药回去就睡，明天早上，绝不准开嗓子。睡醒了，吃点儿东西马上过来，就录这首歌。” 结果真按我说的办了。　　第二天进棚，我问郑钧睡得怎么样，他说，还是没睡好，差不多到一点多才睡的。我看差不多了，开工，音乐一放，开录。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人听到的那个版本就是这么录出来的，是郑钧刚刚睡醒了唱的，嗓子有点儿黏，但是感觉特别到位，而且状态、情绪非常好。像《回到拉萨》里面那几个高音，是我们收棚前的最后一刻才完成的。录制过程里有很多细节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后来郑钧的唱片卖得很好。　　我非常用心地和很多人一起配合，把没有人知道的新人新歌，介绍给了大家。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张唱片，但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作为制作人，真正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张唱片，就是《赤裸裸》。　　我是属于那种做事情专注的人，我自己特别清楚。如果我看到一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奔的时候，这一路爱谁谁，我不管。就算是连滚带爬，我也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性格。很多人会给自己设立路线，或者左顾右盼、或者半途而废，会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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