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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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
作　者：薛仁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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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
第四堂课
第五堂课
第六堂课
台湾书法家董阳孜题字：“天人之际”
自序
这是我在台北书院《天人之际——〈史记〉里的天心与人意》的讲课记录。
此书的作者介绍，一开始，我自述是“作者、讲者、行者”。其中，“行者”是根本。我是个中国文化的践行者，不是空谈概念的书斋学者。因为践行，所以深受其益，所以在岛内一片浮躁之下依然可以安然自在。除此之外，我原先以写作为主，是个“作者”；自从二〇一〇年辞掉学校工作以后，而今改以讲课为多，是位“讲者”。从“作者”转成“讲者”，个中嚆矢，就是我在台北书院开设的这门课。
写文章与讲课，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文章一重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二重文字凝练、平仄顺气。至于讲课，更在意的，则是生动流畅与当下应机；换句话说，讲课更流动、更发散，也更容易“跑题”。
我上课经常“跑题”。这是缺点，也是优点。我不做学术工作，关心的是经典的当下对应；正因如此，我的“跑题”也可以是对应当下之“切题”。我讲《史记》，无非是希望透过刘邦、张良与司马迁等人的生命高度，让大家更清晰地照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身，从而找到每个人可以有的当下安然。
感谢董阳孜老师的惠予题字。
公历二〇一六年，岁次丙申，时近端午
薛仁明于台东池上
第一堂课
刚刚看了看，在座除了我的老朋友中学历史老师戴老师、台湾大学中文所的博士吴孟谦之外，没看到所谓的“圈内人”。如果大部分的学员都跟“专业”的文史圈子关系没那么密切的话，这门课可能会更好上一些。因为，大家比较没有包袱。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门专业的课程，这门课是用一种更质朴也更直接的方式来上。
在座可能有些人读过我的《论语随喜》以及《万象历然》里面的《孔子九章》。后来有朋友问我，写这两本书时，用的是什么版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呢，还是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呢？或者是其他什么书？我的回答是，当初手边用的，就是王财贵先生儿童读经用的版本。就是那种字很大，尤其对老花眼特别合适的版本，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注释。我绝大部分书写的时候，手边就是这一本。只有少数字义不太确定的时候才翻翻譬如钱穆《论语新解》这样的注释本，参考一下，平常也基本不用。
我们这一门《史记》课，原本也希望能用这样的版本，可惜《史记》很难找得到完全没注释的白文。就我所知，北京中华书局有一本，可惜是简体的。一般说来，市面上看到的《史记》就两个版本，一是现在大家手头上拿到的这本大砖块：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1]，这是台湾目前最通用的，历史系或中文系《史记》的课也多半用这本。另外一种，就是将《史记会注考证》后面的“考证”扣掉，留下唐代以前的《史记集解》《史记索隐》，还有《史记正义》，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家注”。我的想法是，如果大家不做专门研究的话，三家注也好，考证也罢，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看。有需要参考注解时，才不妨看看。也就是说，三家注也好，会注考证也罢，都是备用。将来上课时，只会偶尔用。偶尔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需要时，才请大家看一下考证或者是三家注，大部分的时候，就只看司马迁的原文。
同样地，这门课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字义上打转，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学院，我们不做学究工作，取其精神、抓大方向即可。不过，因为这是经典的课程，还是得要以司马迁的原文为主，不能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发挥，这样就不是开设经典课程的本意了。
第一堂课，先讲《高祖本纪》。围绕着汉高祖刘邦讲，这显然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一般谈中国文化时，通常会留意儒释道三家。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儒释道三家这种比较有自觉、比较理论的这一块，再加上《史记》具体的人物行事，尤其是刘邦这种备受争议却气象极大的人一并来看，就可能看到相互补足、更加完整的中国文化。一般读书人对刘邦少有好感，几乎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这多少是眼界所限。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懂得了刘邦，这个读书人的眼界与气象，肯定就会不太一样。
刘邦这样的人，跟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多少是犯冲的。可有趣的是，刘邦后来之所以能够打得了天下，其中关键原因，恰恰是他底下的读书人特别精彩。你去看项羽，项羽底下算得上读书人、比较有头脑的，就一个范增，很难想到还有第二个。可是，刘邦底下，却有张良、陈平、刘敬、叔孙通等一群人。刘邦明明不喜欢读书人，可那群读书人看到他，却一眼就认可他了。这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刘邦外表看起来没个样子，可实际上，却是真有本领、真有见地，尤其他那不沾不滞的能力，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譬如郦食其。郦食其是个儒生，那时候六十几岁了，一个老头，每天在城边当“里监门吏”（等于是城门管理员）。每个起兵的英雄豪杰经过，他就冷冷地看一眼，看了许多时日，所有经过的人，没一个能让他看得上眼。可偏偏刘邦一经过，他就知道：这人了不得！
当时的人，对刘邦的看法就很两极。不屑的，极度不屑（譬如“商山四皓”）；倾慕的，也倾慕得不得了。这样的两极，一直延续到后代。十几年前，我开始带学生读《史记》，每次读到《高祖本纪》，同样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到学生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有的学生的反应是：好有趣哦！有的学生则很不以为然、一脸鄙夷，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无赖。这样的对比，很有趣。司马迁在写《高祖本纪》时，本身对刘邦的意见到底又是如何，其实也众说纷纭。喜欢刘邦的人，可以在《史记·高祖本纪》里面找到非常多“确切”的例子；可是，讨厌刘邦的人，同样也可以在《高祖本纪》里找到许多“确切”的证据说：你看，司马迁就是用这种隐喻的方法表达他对刘邦的轻蔑与不齿！读来读去，其实就这么一卷《高祖本纪》，却可以让后世读者各自解读、各自表述。我觉得历史上所有了不起的东西，常常让人如此众说纷纭。司马迁写一个那么众说纷纭的人，可以让大家各取所需，变得更众说纷纭，这到底是大家被司马迁蒙了，还是大家读不懂司马迁？这实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大问题。
司马迁写《史记》，最独特的，就在于他的视角。这样的视角，牵涉到我们这门课的主标题：“天人之际”。大家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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