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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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1]
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的创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这让他成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同类机构的偶像人物。不论这些组织有何区别，它们都专注于观念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工作就是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国家和世界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它们又被称为智库。
提起这些机构（和它们的昵称），伯林或许会嗤之以鼻，主要因为他对美国佬典型的自以为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任何问题都能被彻底地解决表示怀疑。但偶尔造访一下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我们自己的办公楼，伯林大概会很乐意。他会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1942年到1946年，他就一直在马萨诸塞大街3100号英国外交部供职。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精力过人的健谈者，他会发现一层的餐厅格外让人惬意。每天中午到下午两点，那里总是汇聚了许多布鲁金斯的学者和其他来自智库大街的专家，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利用午餐时间将自己新出炉的想法当场拿出来探讨。如果以赛亚爵士也能加入我们中间，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因为伯林既能给别人带来愉悦又懂得欣赏别人的快乐，愉悦本身也是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继子彼得·哈尔本（Peter Halban）还记得伯林教他用俄式玩法玩挑圆片的游戏。他热衷于玩文字游戏，爱讲故事，喜欢闲聊。他对人类状况的评点总是随心所欲而又幽默风趣。
伯林或许也会很乐意在三层的图书馆待上一阵。在他看来，像文明、国家以及个人的观念大多来自我们的祖先。这些观念通过书籍流传下来。他没有把自己称作哲学家，而是自称为观念史学家。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新真理的传播者，而是把自己当作古老真理的研究者、评论者、综合者和阐释者。他崇尚学问——重视对经验证据的分析、对前人研究的体味，把握它在当时和当下的内涵。
所有了解伯林的人，无论是直接与他本人接触还是通过他的著作，都会把他和一种品质联系起来，那就是思想开放。他不仅仅尊重他人的观点，而且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包括道德的复杂性。“多元主义”，在他的词汇中，是少有的几个带此后缀而具有积极含义的词语。其他的各种“主义”不是让人怀疑就是令人厌恶。他是一位开明和宽容精神的提倡者，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共同体——比如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聚居的市民或民族——才会欢迎各种不同甚至通常相互冲突的真、善、美观念存在。
我最后一次见到伯林是在1994年，也就是在他逝世之前的两年多一些的时候。当时我正供职于国务院并在牛津举办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推进民主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目标。从讲台上看下来，见他就坐在那里，我真的很紧张。他坐在前排，一身长袍，双目注视着我，眉似拱月。我的演讲结束后，他径直朝我走来，略带礼貌地向我提出他欣赏的一则忠告，但我怀疑提出这一忠告的政治家本人——塔列朗[2]——并非是他所喜欢的那种人。“决不要太热情”（“Surtout pas trop de zèle”），他对我说。我当时感觉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让我明白他对凡是美国的都好得不得了这种论调的反感，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外交政策。
他所谓的“目标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按他的话说，乃是“迄今为止我所能发现的唯一真理”。[3]“有些至高的善（the Great Goods）是无法共存的……我们注定要选择，而每一次选择势必会伴随着无法弥补的损失。”[4]可以说这是他的多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概念的一种推演。
因此，对他而言，一切有意思的问题都是两难选择。唯一比犯错误还更糟糕的是认为你不可能犯错误。他确信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些我们不情愿看到的、有可能带来危害的结果，尽管我们确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假如伯林在这个问题上到此为止，那么他将置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中从事智库这一行的人——于死胡同：道德的缺位、智识的缺失，更别提长期的迟疑不决。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指出选择虽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做选择。即便意识到是一个悖论但也不能作为我们含糊、迟疑或不作为的借口。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做出决定，而这样做的那些人，他们的行动很可能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致命的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之，他相信，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艰难的选择，乃是“人”之为人的实质部分。
刺猬与狐狸，这个曾被他用作文章标题的短语，或许是伯林关于世界和人性的观念中最著名的一个短语。它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歌片段：“狐狸多机巧，刺猬仅招一。”伯林拿这句格言来形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每个人都兼有这两种动物的特质，尽管所占比例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这句格言并不很适合做一种适意生活的标签，因为伯林对任何口号和秘方都持谨慎的态度。
然而，他确然也有自己的一个大观念——他个人刺猬的一面——这（也是恰如其分地）有些自相矛盾，那就是对大观念的戒备心，尤其是当这些观念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的时候。
与多元论相对的是一元论。一元论主张像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统治和被统治这类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善美拥有绝对的解释权，邪恶便会产生。一元论是在历史上引发巨大灾难的各种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包括20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一个与希特勒的名字相连，另一个则与斯大林有关。在伯林论述苏联政治和文化的文章，包括1953年这位独裁者死后写的那些文章里，斯大林总是赫然浮现在背景中，有时则出现在前台。
乔治·凯南在仔细阅读了本书的手稿之后这样说道：“我一直把以赛亚，我在牛津几次短暂的居住期间与他有过非常亲密的交往，看作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且可谓是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
从种族上说，伯林本人并非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在俄国社会里这一区别意味深长）；确切地说，他也不是出生在俄国而是出生在位于帝国边缘的里加；当他举家从彼得格勒迁往英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而他在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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