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节奏，慢生活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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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生活的快与慢
数十年来，我一直在探求，如何在身处快世界和慢世界两个世界的同时，活得丰富多彩且有意义。我所说的快世界就是快节奏、疯狂忙碌、信息爆炸、已成为多数现代人生活常态的那个世界；而慢世界则是慢节奏、平静、让我们有更多沉静思考的时间的那个世界。
我是一个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计算机科学家。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都在数字世界和技术产业中忙碌。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是十几岁少年的我第一次学会了如何给一台计算机编写程序。大学时期，我又接着做了很多计算机相关的工作。随后，我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关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并在号称硅谷智囊团、发明了联网个人电脑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做了几年科研人员。2000年，我从硅谷搬到了西雅图，从一个科技圣地搬到了另一个科技圣地。于是，我便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担任起了如今的教职，就当今数字发展这一问题进行教学和研究。
正如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中所展现出的一样，我本人对于高新科技世界中的快节奏生活可谓十分了解。我的事业也随着这个大环境的发展而不断高升。感谢这个科技大环境，能让我在探索妙不可言的智能和技术问题的同时，给予我体面的生活。然而，科技发展下的快节奏生活却使我不断暴露于很多挑战中——压力、超负荷、不停地加速所带来的窒息感和不断寻求更佳应对方法的挣扎。
于是，在快节奏、高新技术下生活的我，开始寻求更慢、更平静、更能让人沉下心来思考的生活模式，来作为某种针对快生活的解药。读研究生时，20多岁的我渐渐感觉到了让生活静下来的必要。有几次，我的一个朋友把我带到湾区的禅宗冥想中心，让我双腿盘坐，尝试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彼时的我很讨厌这项活动。但是就在几年后，我还在研究生院读书时，我开始学习西方书法。西方书法是一种用宽头笔书写的古老艺术，我那时想做一些安静、由身体主导、专业知识要求少的活动，而西方书法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在博士后时期，我还专门花了两年时间在伦敦学习书法。
书法对于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衔接性活动。早期冥想经历并没有怎么吸引我，总体而言，书法带给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通常不这么直接描述，但是努力做到将笔、墨水和纸有机融合在一起确实需要聚精会神：时刻注意身体、书法材料及所呈现图形的协调。在伦敦的时候，当我握着普通钢笔或羽毛笔时，我发现我可以坐在阁楼小屋中的画板前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完完全全沉醉其中，时间在那一刻仿佛消失了。假如在忙于书法的某个周末结束之际，手机突然响了（在那些日子里手机响得很少），我有时发现，我说话会有些困难——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头脑中的另一个部分正活跃着。在经历了研究生院的巨大压力之后，我需要慢世界中的一些活动来恢复类似的平衡，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初次开始找寻这种平衡。两年的伦敦生活即将结束，当我准备要回到硅谷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再次进行冥想练习，并寻找可以帮助我的人。湾区是个寻求帮助的好地方，在那里，我找到了从那之后许多年来一直持续支撑我、指引我的一些练习方法。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描述这些活动和经历。但现在，也就是30多年后，当我回想起来时，我发现书法是我的第一种冥想练习方式。书法能使我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并将我原本游离的精神和我的身体统一了起来。在西方，我们经常认为东方书法有这种冥想的特点，但这种功能西方书法显然也是拥有的。我还认为，任何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即使是电子邮件或脸谱网（Facebook），都能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平衡，使我们更加平心静气。
快与慢，高科技与冥想，我用这两种线编织着我的生活。所以，我不可避免地开始探究这两种状态是怎样互相关联的。它们是两个完全被分离的独立世界吗？它们互相排斥并因此无法相融吗？它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交流呢？这些问题是个人的（因为这些讨论的都是“我”该如何接受这两种生活方式），但也是社交性、社会化的（因为也讨论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强大的动力）。
我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那里借用了“快世界”和“慢世界”这两个术语。在他1999年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中，弗里德曼认为当今“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只有一个‘快世界’（一个平原开阔的世界）和一个‘慢世界’（就是那些被抛在路边的，或者有意地深挖洞、高筑墙与平原隔开的国家，因为他们觉得快世界太快、太疯狂、太严苛，让人害怕、感到不公平）”。
我不同意弗里德曼对这两个世界的描述。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他认为那些想要过慢生活的人是不可取的并且表示出对他们的轻视。然而，我们之中有很多人，至少会有那么几次渴望活在一种更慢的节奏下。我们渴望慢生活，并不只是因为它慢，更是因为它似乎能给我们提供我们匆忙而超负荷的生活中缺失的某些生活品质。难道因为在当下经济体系中向往“慢”与社会发展相斥，我们就应该忽略慢节奏或按照慢节奏生活的人吗？这样的“发展”到底是谁的观点？我同样不认同弗里德曼把世界分成两个分明的大类别的方式。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必须在这两个类别中二选一，但我们难道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去中和快生活和慢生活吗？
20年前，我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出了这些问题。我曾为一个由计算机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型研讨会写过一篇文章，在那篇名为“现在我的电话无人接听：科技与缺席式政治”的文章中，我对比了自己在慢世界中培养的冥想技巧和我快节奏的高科技生活。我注意到，工作的快节奏和密度几乎必然会干扰我生活中的慢速层面。于是我想，那些被当作连接工具售卖的新信息技术，是不是也可能起到相反作用：把人与人分隔，把我们从自己的灵魂中抽离。
自1995年的第一次探索起，我开始产生了更多的疑惑：电子科技是否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在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同时也让彼此疏远了呢？它的负面效果有多严重？这些副作用会变得更糟糕吗？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对此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若我们放缓生活节奏——提倡一种静、细、思的生活方式，又能否帮助我们发现那些科学技术改变的方方面面，甚至将它们变成更健康有效的工具呢？
2000年，在我成为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的教授，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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