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 (中华书局出品)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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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 言
《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汉人说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明之手，司马迁即在《史记》中明确地说左丘明作《左传》，又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春秋》外传”之说是汉代经学兴盛时代的产物，今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国语》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不过“杂史”之说略嫌宽泛。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从史书体例上将《国语》断为“国别家”。
本书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在《国语》之前，《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治国言论，只不过没有使用“语”这个名称。根据现存文献，“语”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周语》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语”体文章。不仅周王室有“语”，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语”。《楚语上》载楚人用来教育太子的《语》，《郑语》所引《训语》，都应该是记载治国言论的典籍。《论语》、《孔子家语》的命名，也是因为它们都是记载言论的书。“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
其次，《国语》的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国语》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国语》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都有文字记叙言论的前因后果。它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经历了若干年时间，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章”发生在公元前845年，文章结尾又记载：“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被流放是在公元前842年。所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
第三，《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国语》文章是从西周到战国初年不同时代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越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第四，《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235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章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
第五，《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吴越不少记载就互有不同，可能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根据以上所述，《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周语上》有关宣王的5条材料中，竟有4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收录她的言论材料就达八条之多，这些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句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淫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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