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近代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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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必因“落后”？
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 ，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的这组数据，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
不是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落后是要挨打的”。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閧而闹出“和审案”，正是映照“盛世”实相的两面。
所以，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第一， 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证明。
第二， 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正如经济史家全汉升等早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源源不断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禁海”，立即导致全国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消海禁，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第三， 且不说汉唐，夹在蒙元、满清两大世界级帝国中间的明朝，疆域囿于长城以内，但初期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便反证所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说法是如何违背历史。
第四， 既使单看逻辑，所谓鸦片战争是因中国“落后”才挨打的说法也不通。英国不是首先觊觎中国的海盗，在他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那都是因中国“一穷二白”吗？不然，恰好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哥伦布相信地圆说，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黄金之国”，不想误打误撞“发现新大陆”，就是显例。打个比方，有强盗要劫掠，面对一家穷的家徒四壁，另一家却富得流油，他要冒惊涛骇浪越洋抱掠，岂会弃富择穷？
第五， 前引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对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未必完整。比如没有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决定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这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等文中早有深刻揭露，而麦迪森却置之度外 。
第六， 不过，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整合的数据与分析，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现在的中国也有这种趋势，经济迅速崛起，而政治体制仍然落后）
慈禧垂帘的合法性
相传由孔子删定的《今文尚书》，内有《牧誓》一篇，说周武王誓师讨伐殷纣王，历数商王罪状，头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之前还引古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谓母鸡是不能报晓的；如果母鸡报晓，家就败尽了。自从汉武帝宣布“儒术独尊”以后，列朝所谓儒者们设计制国良法，便为防范妇人干政，绞尽脑汁，可惜多不成功。因为相传也是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又强调做儿子必须孝顺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岂能不听她的话？况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难不听母后摆布。自汉至明，太后干政乃至临朝称制，史不绝书。正表明孔子的统治术，早就二律背反，只能与时俱变，用来指导从政，非见风使舵不可。
满清“祖制”，不许太后干政，另有历史缘故，这里不拟讨论。然而它在满洲统治全国二百年后，忽然被“两宫垂帘”所打破，出现两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新奇局面。这局面之新，在于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于“大行皇帝”的一名遗妾，竟依仗“母以子贵”的《春秋》故训，与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宫娘娘，并列太后而听政，这在满清诸帝关于孔子朱熹遗经的钦定解说里，也找不出踪影。固然时过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说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套用到所谓近代史的这件新奇事上，也觉凿枘。因为那段“两宫垂帘”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争论于前，再出现辛酉政变，而两宫垂帘听政，正是政变造成的事实。
对于满清咸同之际（1850年秋冬）出现的新奇局面，我们的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大都非避而不谈，即含糊带过，尤其不从古典的或满清的“儒术”传统角度，直面它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这里不妨重述一点当年历史实相。
咸丰帝于临终前遗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共同辅政。咸丰及其亲信，似已看出在他们远离帝都年余中间，政府的权力运作由恭亲王等操纵，形成了实际执政的核心。为防大权旁落，他们将恭亲王排斥在辅政圈子之外，并对野心勃勃的储君生母那拉氏进行防范。不料恭亲王与那拉氏早在暗通消息。待皇帝易人，那拉氏“母以子贵”，而肃顺等却因失去龙首而被迫承认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权力较量的态势便发生逆转。恭王集团率先打出“正名”牌，由御史董元醇上疏，说是“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理由好像很充足，年幼的新帝离不开两宫皇太后（他们已知那拉氏成功地挑起新帝嫡母“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对肃顺等八大臣的疑忌）的呵护，而满洲皇族内部向来严分亲疏，作为先帝亲弟的恭亲王显然应居辅政首位，于是肃顺们“赞襄政务”的合法性就有疑问了。肃顺们能打的，只有“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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