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5.29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杨天宏　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历史与旅游学院院长。2003年9月起受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领域跨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外交。出版学术著作7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7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刊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绪论：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几年前，杨念群教授在《历史研究》发表笔谈，呼吁加强政治史研究，学习之后颇受启发，一直引为同调。(1)念群教授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的，换言之，他是从新史学家称为“整体史”的立场提出其呼吁的，我没有做整体史研究的抱负，故缩小范围，续貂念群，从民国史尤其是民初十五年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加强政治史研究的呼吁。
20世纪初以来，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轴的历史叙事或研究遭遇了两次解构。一次是梁启超在海外接触到西方学术之后提倡新史学，将中国传统史学著作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呼吁史家从这种历史书写中摆脱出来，转而记录“匹夫匹妇”即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迹，引发“史界革命”，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推进了传统史学走向“近代”的初期转型。然而这次新史学对政治史的冲击力度并不大。20世纪大半时段，政治史的崇高地位难以撼动，涉及政治的研究依然受到高度重视。以民国史研究而论，大批优秀学者都致力于政治史研究，推出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鲍明钤的《中国民治主义》、王世杰和钱端升的《比较宪法》、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都表现出对政治史的高度关注。其他时段的研究状况亦是如此。以陈寅恪所做研究为例。陈先生学富五车，著述甚丰，但有关隋唐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在其全部著作中的位置却格外显赫，就是后来作《柳如是别传》，看似状写青楼女子，实则寄寓辨别夷夏之政治深意，故有“复明运动”一章的设置。(2)可见政治仍是学者关注的重心所在。
1949年以后的头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惟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论著。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浪潮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中国史学界感知始于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8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八十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派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派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派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3)《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五十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4)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强调多元，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5)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三十八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