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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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编者说明
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把中国参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他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要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编选这套“国际政治前沿译丛”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中国提供更加多样的国际政治知识的支持和参考。这个想法产生于2004年初夏俞可平教授与一位在剑桥大学留学的中国学者的谈话。双方谈到了国内对于国外的国际政治著作的引介工作，都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集中在个别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注意到其他国家中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这样才能了解到更多的观点、思想，才能有所比较，并且汲取百家之长。这位中国学者回到剑桥后，就联系了一些英国学者为我们推荐了一批他们认为富有价值的著作。当然，其中多部是“英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又根据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从这些著作中挑选出一些。现在，这些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尽管这些著作的论题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是他们主张用历史、法律、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其次，这些著作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围绕这些核心问题，不同学者分别从逻辑推演、历史分析角度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大视野、大答案。这对于我们思考目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最后，这些著作在国外学术界乃至教学中，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有的书已经再版多次，并且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借助这些书，我们可以更及时地了解到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迻译是一件痛苦而充满期待的工作。本套书从组织翻译到校译统稿，历经四年之久。译者有的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有的到海外留学深造。翻译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一些译者用很多时间与作者就具体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丛书编辑为了统稿校对花费了大量精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努力终于换来了沁人的书香。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些著作能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的借鉴，也希望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录
编者说明
导论
第一章 国家利益观
第二章 均势观
第三章 贸易平衡论
第四章 地缘政治观
第五章 从现实政治到新现实主义
结语 现实主义的重要性
致谢

导论
实际上，在关乎国家事务方面，根本没有必要去利用学术著作，因为它们太过繁琐，很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谏言，1595年8月26日
[1]
指出国际关系学术著作与政治家的实际需要之间没有什么相干并不令人吃惊，原因是双重的：一是实质问题，二是形式问题。
就实质而言，拒绝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不间断的关键单位，使得很多研究显得多余。此外，坚持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应当靠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加以制约，则更有力地削弱了学术成果的可信性。总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较为宏大的现实主义，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国际关系学被决策者丢弃了。
就形式而言，就是那种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把国际关系学转变成一门科学的努力使得国际关系学，从最坏处说，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从最好处说，导致抽象教条的泛化，有意无视思想的本源及其历史与文化特性。各种概念都得在它们产生与演化的具体情形中进行重新引介，以便剔除与我们时代和背景不相关的那些成分与联想。
因此，我们的目的也是双重的：重申现实主义方法的价值，但以一种激起我们意识到现实主义概念出现的语境的方式来付诸实施。只有这样，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才能言之有物，才能在国家的最高层找到听众。对于反对现实主义的人而言，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如果国家不是主要行为体，那么国务活动家也就不是需要进言的最重要对象。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锋芒或许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是对自由的研究。
[2]

相比之下，下文也许可以同样称为对权势的研究，它针对三种截然不同的读者：决策者、政治思想爱好者以及国际关系学者。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或多或少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实际经验的人以据信的权威身份发表评论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意大利人鲁道维科·朱科洛(Ludovico Zuccolo)在很久以前就发出抱怨：“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不致力于音乐的人不会宣称自己懂得曲调和乐符。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
[3]

②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尽管有人指出这是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为了满足教育这些重要事务决策者的显而易见的迫切需要，近代早期的欧洲涌现了来自塔西陀(Tacitus)
[4]

一类古典大历史学家著作的政治格言录。吉罗拉摩·弗拉凯塔(Girolamo Frachetta， 1558—1620)是意大利反宗教改革时期一位有相当政治经验的人物，他先为吕吉·德·埃斯(Luigi dEste)和斯奇比昂·冈扎加(Scipione Gonza_ga)两位红衣主教工作，之后作为西班牙大使出使罗马教廷，后逃离该都(原因不明)并在那不勒斯定居，接着又成为厄毕诺公爵(Duke of Urbino)的代表。
[5]

在一本格言录的前言中，他提出一件对君主来讲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解怎样治理国民以使其和平相处。“事关国家政府是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态的方法或技巧，”他说，“君主常常通过三个渠道获得：通过倾听熟悉此类事务者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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