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交谈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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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却没有交谈。
——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1752）
第一篇
以交谈之名
数字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对话？
第1章
同理心日记
数字时代“寂静的春天”
1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时，就像8岁大一样……他们似乎无法设身处地去为其他孩子着想。
——霍尔布鲁克中学[1]教务长谈论学生中的“同理心差距”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交谈的书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我们会发短信，发帖子，在网上聊天。身处满是屏幕的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更加轻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会相互交谈。我们都承认，自己宁愿发条信息或发封邮件，也不愿意见一面或是打个电话。
这种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另外，交谈还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进行自我对话，这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石，而且会贯穿一生。
但如今我们却想方设法地避免交谈。即使我们时刻保持联系，也还是躲着对方。因为在屏幕上，我们总是呈现出自己想要展现给他人的一面。当然，任何地方的任何会面都会有这种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网上，在我们闲暇时，我们更容易创作、编辑、修改提高。
我们总说“无聊时”会看手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刻与网络相连，不间断地获取信息和娱乐内容。我们总是心不在焉，上课、做礼拜或是开商务会议时，我们会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觉得没意思时就会翻翻手机找点儿好玩儿的。词典里现在有了个新词，叫作“低头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机上打字的同时还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做，其实没那么难。
我们开始把自己看作同一类人，并且忠于这一群体。在安静的时刻或是觉得无法抵抗上网的诱惑时，我们会查看手机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宁可发发短信，也不愿和朋友们见面聊天——或者说，他们宁愿玩手机，也不愿花时间遐想。遐想正是他们与思绪独处的时刻。
这一切都导致我们远离交谈，至少是远离那些开放式的即兴谈话。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彼此交流想法，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不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过，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增强了同理心，增进了亲密感，社会行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教育和商业的创造性合作才得以繁荣。
但是，这样的交谈需要时间和空间，而我们总说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厅里，在商务会议上，或者走在街上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寂静的春天”。这个词是蕾切尔·卡逊发明的，那时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科技变化对环境的危害。现在，我们又意识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次，科技对同理心造成了冲击。我们发现，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阻碍我们的交谈。只要看到手机，我们就会有所疏离，交谈时也没那么投入。
尽管此刻的我们面临严峻的形势，我写这本书时还是满怀乐观之情。一旦意识到问题，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开始思考时，交谈就在那里，随时等着我们去重拾。数字社会中，人与人日渐疏离，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
“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2013年12月，霍尔布鲁克中学的教务长联系到我，请我给学校的老师们做一次咨询。这所中学位于纽约州北部，学校的老师发现学生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干扰。那位教务长在邀请我时是这样说的：“学生们交友的方式似乎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中学里这种点头之交的情况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听说在其他学校年龄更大的学生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于是，我决定和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一起参加他们的一次研讨会。我随身带了个新笔记本，一个小时后在封面上写下了“同理心日记”。
之所以写下这几个字，是因为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们心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受过多年的教育，学生在同理心方面本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教务长阿瓦·里德说，她很少干预学生的社交活动，但最近她不得不出手了。在学校组织的一项社会活动中，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试图把一个同班同学排斥在外。里德把这个怠慢同学的七年级学生叫到她的办公室，问她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那个女孩没有太多要说的。
（那个七年级学生）回答时仿佛机器人一般，她说：“我对此没什么感觉。”她看不出那位受到排挤的同学受到了伤害。
这些孩子并不残忍，但他们的情感发育得并不健全。1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时，就像8岁大一样，他们排挤他人的做法是8岁大的孩子才会用的招数。他们似乎无法设身处地去为其他孩子着想。他们会对其他同学说：“你不可以和我们一起玩。”
他们在学校本应该学会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倾听彼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很喜欢应用各种教育技术，不过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他们遵循的是预警原则：“在发现伤害的迹象，而非伤害的证据时，就要展开行动。”老师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伤害的迹象，让孩子们在课堂上直接交谈是很困难的。让孩子们来直接面对教员也很困难。其中一位老师发现：“（学生们）坐在食堂，眼睛看着手机。他们说话时，分享的也是在手机上看到的信息。”这是新式交谈吗？如果是，这可没有起到以往交谈的效果。正如这些老师发现的，原始的谈话方式能够教会我们同理心。这些学生对彼此的了解似乎很浅。
霍尔布鲁克中学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一直研究孩子在科技文化中的成长情况。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有几家学校尝试在教室中为学生配备个人电脑，或是建立专用的电脑实验室。现在，学生们都带着自己或学校发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学，我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一开始，我发现学生会利用数字世界变换自己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孩子们把简单的编程作为一种表达媒介。一个13岁的少年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图像世界，他说：“用计算机编程，就是把你大脑的一小部分放进电脑里，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后来，个人电脑成为网络游戏的门户，孩子们开始通过化身为虚拟人物尝试新的身份。随着新游戏和新电脑的不断涌现，细节也不断改变，但本质却依然如初：虚拟世界是一个自我探索的空间。
此外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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