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刊2014年10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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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亚细亚孤儿的迷惘
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
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不可能的宽恕与有限的“宽恕”
翻译里的人生
文学中的地理意象
品书录
大众体验的迷失
包容与民主
一个人的神圣
阿契贝的短篇小说理想
生命的挽歌
读书短札
濮伯欣非潘伯鹰
《西线无战事》与三十年代的「非战小说」
黑洞、暴力与无悔的青春
无处存放的女性心灵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夏衍在文化部
短长书
贵族精神与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
也谈齐如山与梅兰芳
中日关系中的误解与错位
倒视镜
为什么谈日本
日出而作
谢肇淛的徽州之行
学林点将录
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
漫画
画说
因果
亚细亚孤儿的迷惘
作 者:许纪霖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罗大佑的这首《亚细亚的孤儿》，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风雨飘摇，四面楚歌，台湾人整个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唱出了一代人的悲凉和迷茫。
　　孤儿最痛苦的，莫过于自我的迷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归属谁？从十六世纪台湾进入世界历史，到今日台湾新一代的“太阳花革命”，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一直被这个“认同的迷惘”苦苦纠缠，挥之不去。
　　作为同文同宗的大陆同胞，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海峡对岸的孤儿吗？
　　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辛酸与悲情的孤儿史。十六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中国的东南沿海，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欧洲探险家、商人的帆船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台湾首先为葡萄牙人发现，被称为美丽岛（Formosa），然后被荷兰人占领，一座原先只有原住民的蛮荒之岛从此被裹挟进文明的进程。“红毛番”荷兰人统治台湾不过三十八年，便被郑成功的水师驱逐出境，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台湾成为“国姓爷”郑成功的天下，正式进入中国历史。二十年后，施琅率领清军攻占海岛，从此台湾并入清朝的版图。郑氏王朝期间，台湾的原住民十万人，随郑来台的闽南移民十万人，但在清朝统治的两百年间，大批福建广东移民涌入，人口从原先的二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人。一八九五年一纸《马关条约》，美丽的宝岛连同三百万臣民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之后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回归不久，又发生了国民政府军队屠杀本地人的“二二八”惨案，在台湾人心中留下的历史创伤，至今没有平复。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兵退海岛，两百万“外省人”避逃台湾，此为第二波移民高峰。
　　纵观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可谓身世离奇：被“红毛番”统治，由郑成功夺回，经清朝两百年管束教养，又作为战败国的贡品，送给日本人当养子；战后二度回归祖国，却遭了一顿毒打，最后“父亲”逃亡到海岛，反认他乡为故乡。
　　两波移民，四度易主，中原士大夫文化、闽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与近代白话新文化如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让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变得扑朔迷离，变幻不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郑鸿生，写了一本《寻找大范男孩》，向读者展现祖父、父亲与自己三代台湾人的故事。爷爷是前清遗老，父亲变日本皇民，儿子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昭示了一个世纪台湾人的认同困境。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文化。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就像中国的其他地域一样，上层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将边陲的小岛与大一统王朝联系起来，认同的是天下主义的大中华文明。然而，对于大多数在台湾扎根定居的闽南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他们所认同的只是与生俱来的闽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识，没有国家认同。地方与清王朝的关联，一方面通过士大夫精英获得沟通，读书人既是国家精英，又是地方领袖；另一方面王朝通过对地方宗族、祭祀、礼仪的确认与控制，将闽南文化整合到整个大一统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不是显性的，而是内化在作为大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认同之中。
　　许倬云先生说过：郑成功及其部下，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一旦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 这个“切断”，便是一八九五年日本的占领台湾，郑鸿生的爷爷一代成为前清遗老。日据时代的统治者压抑大中华精英文化，代之以日本近代的文明教育，但容忍台湾本土的庶民文化。郑鸿生家里保存的当年家族老照片中，接受了日式近代化教育的父亲一代器宇轩昂地穿着洋装，但祖父、祖母们依然一身唐装，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但这个认同，与其说是国家的，不如说是地方的—对地方化的中华文化之认同。而台湾进步知识分子们就不一样了，蒋渭水、林献堂建立台湾文化协会，从文化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化，他们要求台湾自决的文化资源不是别的，正是精英传统的汉文化。庶民文化可以与不同的精英文化相安无事，因为庶民文化只是与地方认同有关，但精英文化的认同却与国族有关，当年能够与日本殖民文化抗衡的，唯有来自中原的中华文化。
　　日据时代的台湾不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汉字的中华文化仅仅象征逝去的传统，而日语的殖民文化却代表着文明的现代。郑鸿生的父亲一代在接受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了日式的现代化文明洗礼。郑鸿生回忆说：父亲这一代“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郑鸿生：《寻找大范男孩》，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版，前言第4页）。日语代替了过去的汉文化，成为日据一代台湾精英共享的上层文化。今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魏德圣拍的《CANO》，讲的是日据时代嘉义一支由汉人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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