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5.04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修订版序言
《语际书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一本书。
回想起来，我那时生活在美国的西海岸，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其时正值1990年代中期，冷战刚结束不久，一切坚固的东西即将冰融雪消，人们熟悉的那个两极世界正在远去，福山言之凿凿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今天再检阅此书，不由生出许多感慨。虽然本书写于一个思想激变的年代，但它所见证的，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北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次思想大转型。它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于九十年代突飞猛进，以至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美国知识界，而且整个世界的知识界都山河变色，那情景恰如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旧的思想世界离人们逐渐远去，新的思想萌芽蓬勃地浮出地表。
说起来很幸运，我正是在这一场思想大变革当中，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开始步入学界门槛，并且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她的思考和写作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不可能不对这一切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反省。本书第一章“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的语言盲区”，它可以让读者对那一次思想大转型获得某种程度的了解，也反映了我当年的种种思考。现在借用李陀在“代序”中的文字，不妨这样来表述：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应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对这一类的问题展开思考。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语际书写》是我在撰写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译《跨语际实践》）期间同时进行的，其中有些篇章的写作初旨本来就是面对国内读者，分别发表于《读书》《今天》《文学史》等刊物。为此，两本书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章。上述情况使得《语际书写》中的章节，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以中文写成，剩下的部分先用英文写作，后由几位朋友帮助译成中文。有关过程，我在“后记” 中有所说明，在此不赘。
从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来看，我的英文书Translingual Practice面世更早，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语际书写》的繁体字版才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印行，而简体字版，则是在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因此英文版的Translingual Practice在先，《语际书写》在后；不过，在中文世界里，《语际书写》的出版要早于英文书的中译版《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语际书写》多年前就销售告罄，不少朋友好心督促我说，当下的思想发展，有如千帆竞发，相互冲荡，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和多层次的反响，在国内也是惊涛拍岸，正在引发知识界和理论界的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本《语际书写》看来并不过时，是不是该再版？这种督促是我同意再版这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的原因。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范新先生，正是他的努力和热心支持，2016 年的新版《语际书写》终于成为现实。
刘禾
写于2016年
[1]Salman Rushdie,The Satanic Verses（New York：Viking，1988），第343页。
[2]详见拙作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学术》，1922年第3期。
[4]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卷，第276页。
[5]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6]伯恩曾一度是英国民俗学会的会长。她1914年版的《民俗学手册》被介绍到中国后，影响很大，被郑振铎、顾颉刚、钟敬文等学者多次引用。
[7]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载《民俗》周刊1928年第1期，第3—5页。
[8]Gauri Viswanathan，Masks of Conquest：Literary Studies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142页。
[9]Edward W.Said（爱德华·萨义德），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世界，本文，批评家》（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26—227页。
[10]此外，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欧洲。同《东方主义》一样，这本书的参考书目所列举的著作清一色是用欧洲大都市的语言（如英语和法语）写成的。
[11]见詹姆斯·克里福特（James Clifford）《有关旅行及理论的笔记》（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载 Inscriptions 1989年第5期,第185页。
[12]萨义德的理论在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文学批评家中引起的反响可以由 Inscriptions 杂志1989年的专号“Traveling Theories and Traveling Theorists”（“旅行之理论与旅行之理论家”）窥见一斑。这期专号可以说是对萨义德理论的一个集体性的讨论和修正。其中后殖民理论家强调地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旅行之理论在多重地域关系中的特权化位置。我认为以地域作为模糊的思想框架固然对开辟后殖民话语空间有暂时的策略性用途，但容易使人忽略一点，即这些后殖民理论和理论者们自己也是“旅行”的，否则很难与他们强调的“第三世界”的地域有任何关联。
[13]Ta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