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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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献给:
我的戏剧启蒙者谢恩辉(1914-1991)
为本书做出贡献的王明存(1944-2010)
以及那些年一起看戏的你们
序言:情人眼里出真知日复一日的工作,脚步匆匆,太匆匆。要不是看到王毅这部书稿,我几乎想不起曾经过那样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与数十位当代话剧艺术家们纵论舞台、语带机锋。
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戏剧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一份宝贵的人生经历。机缘不偏不倚:话剧百年,媒体钟情,读者关注,商家垂青,万千宠爱汇集一身——当年那个名叫王毅的《北京青年》周刊主笔是幸运的,他打碎了这个彩蛋。
幸运是外部世界的赐福,才华是内心世界的修炼。当这样一个机会扑面而来时,王毅早已准备好了胸有成竹。作为一个狂热的舞台剧爱好者和票友,也作为一个从《北京青年报》中学生通讯社起步的媒体人,在机遇降临之前,他似乎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几年。
在此还需要强调一个背景:王毅那一代记者的采访生涯是在文化市场最不繁荣甚至是最低谷时期度过的。 那时的电影院门庭冷落,只有个别进口大片偶尔“狼来了”热闹一回;那时的剧场萧条凋敝,不仅唤回观众很难,很多影剧院还改成了歌厅和台球厅。但是那时报纸的版面还叫“文化版”而不是“娱乐版”,那时这个行业的报道者还叫“文化记者”而不是“狗仔队”,那时的他们还有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面对那样的“市”道,还能满腔热情、秉笔直书,堪称不离不弃。
但也正是在那样的“市”道里,才能看出坚守者的勇气与毅力。当我们今天看到剧场门庭若市、观众摩肩接踵、记者争先恐后的热烈景象时,无法想象当年的记者们如何用自己的热情去一点点融化那冰冷的市场,并一步步走到繁荣的今天。就从王毅这一篇篇采访的字里行间,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话剧人的诚恳与热忱,而支撑着这份诚恳与热忱的是对话双方对于话剧共同的热爱。
这种热爱超越了现实利益的盘算,就像超越了功利色彩的情人之爱。情人眼里不仅出西施,情人眼里也出真知。关于中国话剧一百年来的发展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反思与探索,这里记录很多宝贵的思想火花。我相信,很久以后,这依然是一本对于研究这个时代的话剧历史很有参考价值的书。
余韶文
第一章陈建斌:纯粹与热情
陈建斌:1970年出生于乌鲁木齐市。1994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1998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留校任教。2002年进入国家话剧院。
主要戏剧作品:《第十二夜》、《樱桃园》、《爱情蚂蚁》、《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三姊妹·等待戈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盗版浮士德》、《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天朝1900》。
王毅:当年中央戏剧学院在新疆招新疆班的背景是什么?
陈建斌:中国两大戏剧院校就是上戏(上海戏剧学院)和中戏(中央戏剧学院)。中戏负责培养的是东北和西北,东北是朝鲜族和大庆,西北是新疆和青海。上戏负责的是内蒙、贵州、四川等地方。也是保护偏远地区,隔几年培训一个班,专门培养当地的人才。我们属于中戏代培的第三拨,五几年和八几年各有一个新疆班,但是那两个班都是维吾尔族的。新疆有两个话剧团,一个是汉语话剧团,一个是维语话剧团,我们这个班是给汉语话剧团代培的第一个班。
也是唯一的一个,后面没有再招吗?
后边没有再招。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的那些都是培训完了就回去了,在大庆班分配时出现了不想回去而留在北京的问题,我们班也特别严重,基本上都没有回去。
你们在考试之前有基础吗?
我们班基本都是白丁。我到北京的时候是1990年,才真正第一次坐在剧场里看话剧,之前就是在电视上看过,我还算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是在新疆考的,还是在北京?
当时是在乌鲁木齐设的考点。
谁招的?
何炳珠老师和刘立滨老师,因为他们俩共同带我们这个班。
你们这些同学当时互相认识吗?
我跟王学兵他们家在一条街上,隔着一条路,5分钟,反正就是知道,但是没有什么接触。考试之后就算是认识了。他们都是中学生,我是待业青年,我是1988届的,待了两年业。
当时你是很喜欢文艺吗?
当时先是影迷。本来我觉得这些东西离我都挺远的,因为新疆实在太远了。特别巧,1987年,我所认识的另外一个学校里的孩子,他比我大一届,考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了。我就认识他了,那会儿才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身边的人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了,而且他也鼓励我们,说你们去考吧。他去了以后我们还通信,他说明年你来吧,我在这儿接待你。我一听去上海要坐五天五夜火车,那么远,所以就没去。当时我没出过远门。
他现在还干吗?
他现在在上海,演戏很少,是做文化的。
1990年到北京来第一次在剧场里看话剧,那时候想到过上台去吗?
我之前去戏剧书店买了焦菊隐的文集,看了他关于《茶馆》的文章,我觉得1990年的时候我们看完全是浪费,因为什么都不懂。我看的是最老的那拨人为亚运会义演,我们班全去了,第一次看话剧是《雷雨》,第二场是《茶馆》,根本看不懂,我们班还有人睡觉,因为不能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太高级了。但是也就种下了一个根,就觉得话剧的最高境界就是《茶馆》,就是北京人艺。实际上,好多年之后我想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它是最好的其中的一种,但是绝不是全部。焦菊隐很喜欢契诃夫,但是他从来没排过契诃夫的戏,可能是那个时代不允许,也可能是没有这个条件,反正就是没有排成。他翻译了好多契诃夫的文章。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他在1943年的重庆沙坪坝翻译的那个文字,现在看起来都不过时,比现在的好多翻译都好。实际上焦菊隐讲了很多话,包括从排《龙须沟》开始,到《茶馆》,到《蔡文姬》,其实他也是一个先锋导演,当时他的观点也不是能被人接受。他有自己特别新的想法,想放到很多戏里实践,得到了像老舍、郭沫若这样大师级的人的支持,确实我觉得他是有眼光的,他能够判断出新鲜事物的力量,所以他们支持他。
现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焦先生搞了很多话剧,觉得他就是头,他就是顶峰,如果焦菊隐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都是在探索的路上。
你们当时的老师对你们这个班教学有什么特殊的因材施教吗?
他们当时对我们的评价是: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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