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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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在约翰·凯利突然离开我们以前，除了一些脚注外，本书事实上已告完成。我们为此进行过讨论和通信。下面的这段文字摘自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目标：
我很遗憾，如果我的前言让人以为我在批评英美法理学近些年来的发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法理学达到了惊人的繁荣，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整地理解它，并试图探讨一两个问题。我的困难在于，晚近的发展极尽丰富，以致遮蔽了其他的一切；我的书就是要勉为其难地调整学生的视角。或许在“法理学”的旗帜下有太多的航程，因此把法理学分成两门课程可能较为合理：（a）法律思想史，（b）现代法哲学。无论如何，我认为法科学生不应到了毕业的时候，还不太明了我们是如何到达此处的。在哈特和德沃金之前，尚有无数先贤。
凯利殷切地期望我能读这本书，并给出建议。我作了几处改正，并补充了一些参考书目，但本书观点完全是凯利自己的。
托尼·奥诺雷
出版人向托尼·奥诺雷谨致谢意，在本书付梓前，他欣然承担了审读和校对打印稿的工作。还应感谢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兹学院的欧内斯特·梅茨格（Ernest Metzger）先生，他从作者的手稿中检查出数十个遗漏的参考书目。
同样地，感谢Faber & Faber出版社，感谢他们许可援引W. H. 奥登的《战时》（In Time of War, Commentary from Journey to a War
）。
序言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些语词赋予那已然为洛克所吟咏的、自然权利的单声圣歌以复调的魅力。
确切无疑：只有约翰·凯利能够才思敏捷地写出这样的语句，它优美而叩人心扉，它充满智慧而注重词语的精致。凯利对英语（以及其他）语言葆有一种永生的热爱；或许，他会与奥登有共鸣：
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得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但，这种对语言的感情或许并不是恒定的。正如我们从他的语句中流露的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所欣赏的J. S. 巴赫

的作品中可以瞥见的，他也懂得语言作为传达感情之媒介的不足，尤其在感情复杂而多面之际。
这些话也许与我们将要探讨的，凯利最后的这本著作所关注的西方法理学的重要问题无甚关系。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天赋向我们展示了以下这些伟大人物之间的思想之争：柏拉图与孟德斯鸠、阿奎那与伏尔泰、洛克与边沁，我们也将在阅读的旅程中发现，凯利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切在何种程度上不过是语词之间的鏖战。
实际上，凯利心怀厌恶地远离了存在于某些当代英美法理学著述中的那种典型的佶屈聱牙，只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才能促使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及那些他本不屑一提的研究者，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辛辣风格称之为“智识与道德运动中的某一类，气喘吁吁地沿着由20世纪中期语言学分析和后期的政治研究铺就的细煤渣小道奔跑”。
但是，凯利的目的在于为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可把握的向导，而这一工作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人做。他是一个大气而思想开放的人，因而他忽略了那些现代学者在基本法律问题上的诸多前卫而令人振奋的视角。无论如何，他最殷切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在历史的背景下审视法理学，为此，他生动地描述了思想家们所关注、主导的历久弥新的主题。无论这主题是阿奎那的自然法还是凯尔森的基本规范，我们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觉察，他一直在找寻那些努力建构法律内在和谐的框架，并以此解释法律在人类生活和行为中的作用的学者。于是，我们亦可以看到那些至今困扰着西方心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惩罚的正当性何在？法律应当与私人道德相联系吗？我们能够确信法律不仅仅像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支持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价值的结构吗？
在阐释这些主题时，凯利不仅仅运用了有关西方历史中的法理学的知识，而且展现了对古典及其后时代文学作品的宽泛了解。在刻画对主题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之时，他有着令人讶异的技巧。尽管他在前言中对自己缺乏历史学家的训练不以为意，但我认为，他的博学将会给读者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读者将会发现，他是何等巧妙地将法理学的发展与过去数千年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当然，应明了的是，凯利的著作不是包罗万象的。当我读到他对罗马教皇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

圣芳济会训诫怎样调和了教会的财产权与其安守清贫的誓言所进行的论争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正好看到了安贝托·艾柯

扣人心弦的中世纪侦探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Rose
），这场论争在那部小说中占了很大分量。而且，或许有其他研究领域，正如法学理论以及别的关乎思想和行动的领域，是他假以时日还可以拓展的。然而，这一涌动着智慧、闪烁着才思、充溢着学识的洪流却已永远地静止了。令人多少欣慰的是，我们知道，一代代学生将会把凯利的著作放在他们的书架上，他将与其他的伟大作家一道，使得我们在献身于法律的时候，明白法律在我们的文明史中所起的作用。
约翰·凯利1949年获得一项公开奖学金，得以来到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研修古代经典；一年之后，我步他后尘来到这里。但是我们求学的进路是不一样的，他继续了对经典作品的研究，而我转向了历史学。我想，正是这个戏剧化的社会，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约翰极为不欣赏我们的活动，认为这是在虚掷光阴，而他大学时期的许多朋友也劝他与修昔底斯和塔西佗斩断关系。事实上，1949年他取得了敦促者（prompter）的职位，并访问了剑桥和牛津。在那里，他认真阅读了《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提起这本书。随后，他在都柏林法学院开始了律师学习，我开始更多地遇到他。那时，都柏林法学院还完全是一个半工半读的业余学院，它的最重要的人物帕特里克·麦吉利根

教授对约翰有重要影响，麦吉利根教授个子很高，在都柏林居住了半个世纪仍保持纯正的伦敦德里郡口音。凯利的注意力放在了麦吉利根教授开设的爱尔兰宪法课程上，这样的课程几乎为当时从事实务的律师所忽略。麦吉利根也是为凯利无与伦比的模仿天赋所折服的人之一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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