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但恩诗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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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标题：约翰·但恩诗集
作者：〔英〕约翰·但恩
译者：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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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于约翰·但恩，素无研究。1992年始译，是应人之约，一时兴之所至。费时两年完成的译稿《约翰·但恩：艳情诗与神学诗》迟至1999年初才得以问世，内容包括传世的《歌诗集》、《哀歌集》全部和《神学诗集》部分作品。尽管如此，该书居然忝为首部但恩诗集汉译本，算是填补空白之译，并于2002年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然而，我并不以此为足，反因率尔操觚所致误译深以为憾。
2003年，我主动对此译本修订一过，又增译了《格言集》，改题为《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设法于2006年重版问世。此次修订仅改正了一些明显的语义误译，于诗体形式则调整不算太多。
2013年初，另有出版社询及拙译，欲出英汉对照本但恩诗选。此建议正合我意，遂选取《歌诗集》全部和“神学冥想”组诗十九首，再加修润，除斟酌用语措词外，于诗体形式亦颇加整饬。我在“修订附记”中略云：“经过对照原文逐字修润，较诸先前版本，面目大有不同。着眼于原文，以准确为第一美德；着手于译文，以自然为第一美德。其次才是精炼，再其次才是整齐。此次修订，也许过于注重整齐，而有伤自然，但愿不失准确和精炼，也算不无小补吧。”选本于翌年问世，忝列“英诗经典名家名译”丛书。
本次修订实际是上次选本修订的延续，或者说，上次选本是本次修订的插曲。在选本的基础上，我继而陆续对剩余部分，即《哀歌集》、《格言集》和《神学诗集》（部分）做了大幅度修改。包括选本在内，这是第三次全面修订，较诸第二次，译文面貌大有改观，尽量消除了残存的错误。可以说，此版体现了我目前的功力水平和译诗理念。
在我着手本次修订之初，有台湾友人告知：台湾学者曾建纲在其译注的《哀歌集》（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7月）“译注者序”中对拙译初版“多所苛责”。我当即表示：“译事艰难，而改译和批评则容易得多。我一向主张批评别人之前，自己应（不参考任何已有译文）独立先译一遍，再来与人比较，这样可少一点先入之见，多一点同情之心。客观真诚的批评才是有益的。”稍后得其书一览，倒觉其持论尚属客观，唯彼此对文学和翻译的识见有所不同耳。曾先生是真正的但恩专家，于翻译和研究都用力颇深，于批评亦严肃认真，令人钦佩畏敬。故我愿在此认真作一答辩。
首先，曾先生指出，拙译诗行“长短严重失控”。这无可否认。当时限于功力，惟求达意而已，于格律形式未尽讲究。今则改为以汉语的五音顿对应原诗“英雄双行体”的五音步，而音节数并不拘于十个。曾译则以数音节为能事，而不知考究音顿，以致节奏尺度参差不齐。汉语与英语相似，节奏格律更多是靠音顿之有序而非音节之等量而厘定的。即便不论音顿，而只论音节，曾译也未能做到整齐划一。仅就其译序中所举《嫉妒》一诗译文第27—30行而言，事实即非如译者所声称的“我的译文每行皆只用10个字”，因为第30行就用了12个字，已属破格。
其次，曾先生认为，拙译“多半向韵脚投降，竟让每两行一韵的《哀歌集》在译文中多半成了无韵体”。这我不敢苟同。我曾在题为《诗学漫谈：兼驳几个流行的谬论》的演讲中说：“我们知道，唐代的《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部；宋代的《广韵》分二百零六韵部；金代的《平水韵》已经减为一百零六韵部；元代的《中原音韵》则合并到了十九个韵部；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戏曲韵部就只有十三辙了。由此看来，语音、音韵是在发展的、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现代音韵来写格律诗呢？再说，主张用旧韵者一般也就是用已属近代音韵的‘平水韵’而已，连唐韵也不是，更何况诗经、楚辞的古韵了。”而且，汉语诗人在实际创作中往往会采取“邻韵通押”的做法。这类似于英语诗中的不完全韵（或称宽韵、近韵、斜韵等）。尤其是现代诗人，往往有意打破传统，用韵要宽松得多。拙译用韵，就根据需要，时而基于古音，时而基于今音，总之以语音规律为原则，尽量从宽，并不拘泥于传统韵书。而台湾学界一向守旧复古，热衷于正字正音，一些早已作废的古音竟得以恢复流行，可谓矫枉过正。加之方音杂糅，南北殊听，难怪有些近韵在曾先生之流看来竟不算押韵了。
另外，曾先生还认为，拙译在“达意”上“也多有争议”。并举《比较》（曾译《对照》）一诗开头四行译文为例，评曰：“‘好像’两字过分白话，读之如散文，念起来不免少了点诗味。尽管邓约翰以四世纪前的口语英文写诗，但毕竟这文字已历经四百多年，年岁已有，在译文中不妨适时地‘古’一点，也好提醒读者邓氏的《哀歌集》多成于明神宗万历中期，是个‘古代诗人’。若以‘如’替换‘好像’，3行下来既可少用3个字，又可更贴近诗的精炼。”这恰恰是我早已摒弃的迂腐之见。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诗人威廉·渥兹渥斯就已发动诗界革命，主张诗与散文的语言实无区别，力斥所谓“诗歌用语”（poetic diction），而尝试用普通人真正的日常用语写诗。现代先锋诗人受其影响，逆不断涌来的复古潮流而动，经过不断实验，才成功地把诗歌拉回当下生活，还其本来面目。同理，译者的责任在于为当代读者再造近似于《诗经》时代读者听《关雎》的新鲜感觉，而不在于给他提供恍如隔世的“假古董”；其译作是给当代人乃至后世人看的，而不是给古代人看的。既然但恩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英语口语，我们这个时代的汉语读者需要的就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纯正汉语口语，而不是山寨版的四百年前明朝的汉语。这样，我们的读者从译文得到的感受才更直接，才少隔阂，才近似但恩时代英语读者而非现代英语读者从原文所得。这样的翻译无需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再度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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