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他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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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他
Oxen(老老老牛)整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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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pubStar 1.0.0.1.110703 2011/7/4 23:52:33
内容简介
Oxen(老老老牛)2011/7/4制作
内容简介
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序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目录
内容简介
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附录
瞿秋白/百科名片
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
项英怀疑妻子被捕后出卖瞿秋白愤而杀妻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九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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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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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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