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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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生活在极限之内
作者：［美］加勒特·哈丁
ISBN：9787532770823
译者：戴星翼　张真
责任编辑：李洁
产品经理：邵明鉴
致谢
普世教会团体、桂冠基金会和先驱基金会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我也非常感谢查尔斯·T·芒格、科迪莉亚·S·梅、约翰·H·坦顿及哈里·F·韦赫的长期而不断的鼓励。约翰·罗赫和休·H·伊尔蒂斯对本书的草稿给予了有益的评论。我的妻子简对我多年来的容忍我难以言表，她颇有见地地对我进行了鼓励并提出批评。
加勒特·哈丁
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
1992年11月
第一部分 错综复杂的难题
1 极限的挑战
2 人口过剩：逃到星星上去吗？
3 难以相处的一对：人口与发展
4 人口理论：学术界的拖油瓶
5 默认状况：弄懂这个世界
6 矛盾的乐观主义的胜利
7 牛仔经济学与飞船生态学
8 增长：真实与虚假
9 人口的指数增长
10 马尔萨斯遗漏了什么
11 种群数量调节器
12 生成未来
13 限制：被束缚的观点
14 从杰文斯的煤炭到哈伯特的丘疹
第二部分 寻找幸福的蓝鸟
15 核能：不是解决办法
16 试图逃避马尔萨斯
17 良性的人口转变
第三部分 采取勇敢的行动
18 为人类意愿腾出空间
19 人类生物学的主要默认状态
20 承载能力
21 全球掠夺：无管理公地的后果
22 甄别利他主义
23 CC—PP游戏
24 节育与人口控制
25 人口控制：自然的与人为的
26 移民控制的必要性
27 扼要的复述和对未来的展望
1 极限的挑战
在1990年第二个全国地球日前夕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20年前，人们是以大谈特谈人口问题来迎接第一个地球日的。那时世界人口是36亿。但是，在第二个地球日到来之时，人口论题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难道这是因为世界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了吗？全然不是这样：在这相隔的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7%，估计达53亿——增加了17亿人（超过目前美国人口的6倍）。
常识告诉我们，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享有的环境财富必然下降，垃圾处置也必然成为更大的问题。当然，常识有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常识在这里果然出了错，那么1990年地球日的主办者就应当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发现了长期增长的秘密！”少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确在捍卫这一立场，但大多数人将他们的主张与地心说者的观点归为一路，置之不理。但对于47%的世界人口增长，主办者总的来说保持着沉默。这是为什么？
答案源于两方面。一个属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经知道，1990年地球日的策划者是迫于经济的压力而舍弃了人口论题。当策划者们恳请经济支持时，慈善基金和企业的董事们表示他们不乐意看到强调人口问题。金钱万能，花钱能够买到沉默。（资助者们为何避开人口在后文就清楚了。）
答案的另一方面更加微妙。人们早就意识到，某些我们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纯粹而明确的，扮演思想看门人的是广泛的“全球性”态度，它只让那些对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图像没有异议的主张进来。德国人称这种态度为Weltanschauungen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词，它被恰当地译作“世界观”。除近代以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一种有限观：资源是有限的，人性是确定的，入不敷出是有罪的。这一本质上保守的主张盛行于17世纪以前。
然后，科学和技术动摇了上述观念的基础。一个又一个假定的极限被证明是部分错误的。古已有之的保守、节俭行为的理由受到质疑。在这个世纪，我们新的时代精神生动地体现在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中：“现在乘飞机，以后再付款！”因为人是一种乐观的动物，他通常假定“我们”以后会更富有，所以保守主义被重新界定为靠信用卡生活。在公众的思想中，有限的世界观被无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这一新的倾向令人陶醉。
思想的得力看门人是默默无闻的。它激起一种被称为禁忌的心理机制。这个南太平洋海岛的单词于1777年由库克船长引入英语。从库克时代至今，有关人口的讨论始终显著地受制于禁忌，这一事实很容易说清楚。在这个英文单词被创造前10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将贫困归咎于人口过剩，在论述结束时他承认：“如何为这烦扰之事提出补救办法，而又不对婚姻产生约束；如何对婚姻加以某种约束，又不冲击时代精神，我承认我拿不出答案；因此，我听任人们的揣测。”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于1798年真正使人口辩论浮出了水面。在斯图尔特屈从于禁忌的力量时，马尔萨斯只有1岁。
尽管远非绝对，但人口禁忌仍然与我们如影相随。从众多事例中列举两个便可见一斑。1980年，《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有关“正在消失的森林”的2600字的文章。文中对人口增长在引发世界范围的森林滥砍滥伐中的作用只字未提。1989年，《纽约人》刊登了环保著作《自然的末日》26000字的摘要，其中只有79个谨慎的字眼是关于人口的。
从一种文化移至另一种文化的行为要素很可能经历一番巨变。禁忌也是如此。太平洋的岛民显然会毫不犹豫地把禁忌作为终止讨论的原因。与之相比，珍视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传统的西方人，说出诸如“由于受制于某种禁忌，我们将不讨论人口”时会觉得尴尬。于是，他们改换了论题。每年都有几百篇关于人口过剩的病态影响的论文——交通拥挤、森林滥砍滥伐、物种消失、土壤侵蚀及空气污染——发表，但丝毫未将人口增长视作本质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口控制的实践问题与堕胎的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有点儿令人迷惑，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堕胎较为便利，则控制人口增长更为易于实现，但是人口控制在禁止堕胎的国家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彻头彻尾的政治纠缠史仍在续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自1980年起，在几乎每一次关于人口的讨论中，堕胎都成为被有意扯入的不相干的东西。在30年前成为禁忌话题的堕胎现在依然被千百万美国人认为是粗鄙的，为此，人口控制论题也成了受到殃及的池鱼。
但这是后话。在马尔萨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对讨论人口控制的抵制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来自致力于将欧洲文化重塑为更人道的新形式的社会先驱者。那些试图使社会更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儿童、妇女和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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