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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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
韦伯生平著述年表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
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后记
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
甘阳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思想和学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初韦伯在德国思想界崭露头角开始到1897年韦伯精神崩溃止。随后是整整六年韦伯完全丧失学术工作能力的痛苦时期（1897—1903）。从1903年韦伯发表其第一篇社会科学方法论文章为标志而重新恢复学术与政治活动开始，是为韦伯学术活动的第二阶段，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为此阶段的成果；这一阶段大体以1910年韦伯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反批评》一文告一段落。第三阶段则从1910年到1920年韦伯因肺炎病卒而终，此期间韦伯日益转向对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以极大精力主持《社会经济学》（Sozialokonomik）研究系列，最后遗留下《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这部未完成的巨著（遗稿以《经济与社会》这一误置的书名刊行），以及同样只完成部分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参本书“韦伯生平著述年表”）。[1]
我们编选本书的目的是试图以较小的篇幅反映出韦伯学术第一阶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关怀。韦伯在这一阶段的论著是以往韦伯研究最忽视，但晚近以来则为学界特别重视的文本。其中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本书第三篇）现在尤其被普遍认为是了解韦伯思想的最重要入手点，我们因此也以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作为韦伯文选第一卷的书名。
按理来说，韦伯学术第一阶段著作对于韦伯研究的重要性本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韦伯的学术生涯并非迟至他四十岁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时才开始，相反，《新教伦理》本身乃是韦伯将近二十年思想挣扎（其中一度精神崩溃）的结果。事实上韦伯夫人在《韦伯传》中曾说，韦伯思想在二十四岁即他写博士论文时已定型，以后只是不断丰富但却从未重塑。[2]这话当然不能全信，因为实际上即使到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以至1910年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反批评》为止，他都还根本没有提出日后被看成他思想标签的所谓“西方理性主义”问题，更没有提出研究非西方文明的必要性，这些问题意识只是在韦伯学术第三阶段（1910年后）才逐渐开始发展。[3]但有一点确实是目前学界一致同意的，即韦伯思想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其中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尽管中间有六年精神崩溃的中断，但韦伯思考的问题却似从未打断过一样。[4]本书最后一篇因此特地收入韦伯大病复出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即他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报告（1904年），以彰显这一连续性。读者不难看出，这篇学术报告的主题与韦伯十年前思考的中心问题，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境（本书第二篇、第三篇），乃一脉相承。确切地说，韦伯第二阶段的重要论著如《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事实上是企图回答他自己第一阶段思索中所面临的诸多困扰。正因为如此，离开了对第一阶段著作特别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著名就职演讲的了解，我们事实上将很难理解韦伯为什么大病复出后要首先花如此大精力不懈地论述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同样，他为什么要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背景也变得全然晦暗不明。而由于这种晦暗不明，韦伯学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变化也更加费解。例如为什么韦伯会有所谓“从‘资本主义问题’转向‘理性主义问题’”这一转向？[5]所谓理性主义问题本身又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他要转向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所有这些事实上都不像以往认为的那么自明。
晚近以来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如著名韦伯专家施路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所指出，就在于所谓韦伯的“著述史”（Werkgeschichte）本身成为焦点并成为进一步弄清韦伯思想脉络的前提。[6]对韦伯第一阶段著作从忽视到重视的变化，是与韦伯研究中这一“著述史”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的。所谓“著述史”问题说起来本应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在研究一个作者时不应割裂其文本脉络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而应从作者本人的文本脉络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但在韦伯研究中，以往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恰恰就在于相当多的论者并不是从韦伯著作的文本脉络和韦伯本人的思想历史脉络出发，而是以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去解读韦伯，其结果是许多解释常常似是而非，不但无法在韦伯的著述本身得到充分印证，而且不乏把韦伯所反对的东西说成是韦伯主张的东西的情况。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韦伯去世（1920年）后的德国和欧洲一直处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恶劣环境下而导致欧洲社会科学发展的停滞，因此韦伯的著作和思想在德国本土和欧洲事实上长期被忽视。例如今天被看成其思想集大成的遗著《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虽然在韦伯去世后不久即由其遗孀以《经济与社会》为名于1922年出版，但该书到1947年为止只售出不到两千本。[7]韦伯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事实上是首先经历“美国化”的过程，并在二战结束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国和欧洲学界重视的。[8]这一“韦伯美国化”的过程一方面确立了韦伯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谓“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Who ever contro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can entertain hopes of also governing scientific activity）的戏言。但另一方面，正如今天学界一致认为的，这种“美国化的韦伯”主要是二战后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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