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访谈录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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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
我没有想到，一个岂术家可以活得如此精彩，如此自由。杜尚一出，整个西方艺术史被重新改写；学习杜尚，能使我们的生存意义霍然改容。有如此影响的人在世间不多，有幸和他接近是我们的运气。
在这本访淡录中，杜尚用对话展现了他自己的一生，这一生是由热中绘画，学习先进流派，后来却又放弃绘画，甚至放弃艺术构成的。可是，当杜尚否定艺术，放弃艺术时，他却因此成为20世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这里，他让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在艺术史中逻辑没法进入的部分：大相无形。
正是在这里，杜尚把岂术的事变成了人生的事，变成提升精神境界的事。在艺术史中，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唯一的主题，而且，他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独特的表述方式——完全放弃艺术的感性美，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
这个人的思想是如此独立，他拒绝接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在喧嚣纷扰、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他如入无人之境，在自己思想掘出的隧道里一味锐进，然后，他抵达了把艺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境界。在他的前进过程里，我们孜于维护的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美和丑的区别、高和低的价值取向像皮屑一样脱落，他的生命因此像一朵清新可喜的白莲。
伴随他一生的质疑和种种所谓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把他扭曲成一个怒目暴戾的凶神，他把自已与社会的对立表现得非常轻松，甚至温润，让我们看到力量的真正晶质：无言，甚至无意。
他把这样两极融于一体的能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大美、至美的境界，它不在视觉的形式上，而在心灵的和谐上，在一种让生命活活出了无滞无碍的圆融里，在访谈录中，有较多的部分涉及作品的制作技巧和艺术流派之间的纠葛过节，可能会让不熟悉艺术的读者感到陌生，从而影响对杜尚思想和人生的感性把握，因此，读者不妨先读防谈录之后的附录，其中集中地介绍了杜尚的艺术和人生，聊可作为访谈录的导读。
王瑞芸
序 二
本书的原版为法文，为法国艺术批评家卡巴内(Pierre Cabanne)所撰写，完成的时间恰在杜尚去世之前。这本访谈录的全部采访是在杜尚巴黎郊区的画室中进行的。这位当代艺术中最多姿多彩、最扰乱人心的发明家愿意这样深入地、长篇大论地对人阐述解释他的行动、他的反叛、他的感受和他所作的选择，这还是第一次。作者告诉我们说：杜尚在采访中始终保持着伴随他终生的平静，这种平静使得杜尚所持有的原则染着一种无法否认的壮观；一个超凡入圣的人不仅让我们很难企及，而且是无法伤害的。杜尚的创造活动体现在不是把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语言强加给我们，而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思想的方式，因而这访淡录给我们的是出人意外的精神的启迪。在采访过程中，杜尚讲话的声音是安静平稳的，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用的语言没有脱口而出、不经思索的陈词滥调。他这样一个人已经被采访了无数次，但依然能句句用心，语言准确。我觉得只有一次有一个问题似乎刺激了他：那就是问他是否相信上帝。你还可以注意到他经常用“东西”来说他自己的作品，用“做”来表述自己的创造行为。“游戏”、“有趣”或者“我想要自娱”这样的字眼经常出现，这些都是他“无为而治”的带讽剌意味的证据。
杜尚经常穿一件粉红色带有绿条子的衬衫，几乎不停地抽哈瓦那雪茄（一天大约抽10支），很少出门，很少见人，既不去看画展，也不去美术馆。
这个英文译本在出版前曾请杜尚本人为之写序，杜尚回答说；他不打算白己写了，却可以请他的朋友达利（【1904-1989，西班牙艺术家，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译者注】）来写，因此，这里我们有了一篇达利的序。
作者卡巴内出生于1921年，他是法同的艺术批评家。他撰写过关于凡·高、立体主义、德加和毕加索的书，他还为法国及国外的杂志写了许多文章。
1968年10月1日，杜尚突然在他的巴黎郊区的画室中上世，享年81岁。这本《访谈录》的法文原版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半问世的。
这个采访录已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采访，这是一个关于杜尚的写照。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我们所拥有的20世纪一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的自画像。在这里我们真要感谢杜尚的睿智、无懈可击以及对委琐的不屑一顾。这儿我们还可以看到，杜尚终其一生都在排斥那种树对立面的勾当，而这种事却使得那么多的现代艺术家不能自拔，不得安宁，自欺，而且欺人。然而在这里，杜尚所持有的客观给我们的是一种睿智和谦虚的力量（当然杜尚有他自已特别的一种骄傲之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有名的艺术家在他们80岁高龄的时候能够具备像他这样的气度。
采访者卡巴内先生很聪明地选择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作为杜尚的提问者的锲而不舍的做法也一样地使我们受益。（他显然很熟悉杜尚的一句名言：“这里没有解决，因为这里没有问题。”）卡巴内直觉地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不能追得太紧，什么时候该退回来。然后谨慎地再一次逼近所要问的问题，最后得到答案。当采访完成后，杜尚读了这份采访稿，他对卡巴内说：“这些都是我的原话。”而对我个人来说，我由衷地感谢杜尚愿意在他谢世前留下这份宝贵的记录。
我是在40年代初在纽约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里偶然认识壮尚的。在40年代的后期我们经常见面，那时我正在编写一本关于达达的论文集，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向杜尚请教。
我们在他的纽约那间尘封土积的画室中见过一两次面，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他画室楼下的一家意大利小饭馆中。在那里他总是要一小盘不加菜的意大利面条，一小块黄油和一点奶酪。一小杯红葡萄酒。那时他的这一顿午餐不超过七八十美分。然而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那么愉悦，那么坦诚，那么宽大为怀，那么冷静超然。
我曾请杜尚为我的那本书做一个仲裁者（因为当时对于达达运动的历史事实有各种疑点，比如关于达达这个名称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些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模糊了。）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麇集在纽约的那批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来说，杜尚也是一位仲裁者。超现实主义者当时在很长时间中是一伙关系密切的盟友。他们在相当密切的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他们有很多支派，被此经常吵得很厉害，但他们都非常尊重杜尚。杜尚并不算是超现实主义者，他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外头借来的，他作为一个小偏不倚的仲裁者真是太合适了。在那个时候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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