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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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伟洲
副主编
王欣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宏 于志勇 马强 王欣
方铁 尹伟先 石硕 厉声
刘国防 李大龙 李范文 杨圣敏
余太山 张云 苗普生 罗丰
周伟洲 高永久 韩香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西部边疆地域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代丝绸之路贯穿其间,东西方四大文明荟萃于此,故近代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区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学术领域和“热门学科”,诸如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学、中亚学、丝路学等,代表并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潮流,成为多种学科的活水源头。
历史上,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新形势下,西部边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焕发了新的活力,边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进。然而,处于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在当今的新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西部边疆地区面临中南亚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西方势力插手中南亚事务的意图越来越强烈,中南亚一些国家内部事务也日趋复杂化,民生问题、毒品问题、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突发事件频发。这也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边疆安全息息相关。又如,西部边疆地区大部分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不合理的开发极易造成环境的恶化;而西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总之,无论从边疆学及其他世界热门学科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从现实西部边疆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来看,西部边疆研究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边疆学是从多学科角度对边疆开展综合研究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在传统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的基础上,将边疆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对边疆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多角度考察,以揭示边疆形成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全面科学地认识边疆的现状,更好地服务于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的和谐稳定、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有鉴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将编辑出版“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是在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改建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丛书”改版之继续,基本保持原丛书的风貌及宗旨:以编辑出版那些探讨古今(特别是当今现实问题)与西部边疆(主要是新疆、西藏,兼及西部其他边疆地区)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主,酌情收录有价值的资料汇编、译著等。由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审定选题、书稿及出版事宜,并面向全国(包括港台)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征稿。我们仍然殷切希望本套丛书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得到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6年11月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丝绸之路之上的今甘肃河西走廊、陇右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一批公元3世纪至9世纪(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关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或遗址,出土了大量有关胡族的文物,如墓志、棺椁、壁画、陶俑等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族”,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族”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族(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古代民族);广义的“胡族”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族”基本上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专业学科方向对这些新出土的有关胡族珍贵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推动了一些世界性“热门”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如图像学、粟特学等。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
本书主要辑录笔者自21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新出土的有关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进行研究的13篇论文,其中有8篇是对胡人墓志的考释。关于墓志或墓志铭
[1]
的研究,因墓志一般出土于古代墓葬,铭文反映了墓主人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看,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近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史家均十分重视对出土墓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2]
这些与墓志相关的研究,首先主要采用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对出土墓志进行整理、点校和初步的考释,墓主在传世文献(主要是正史)中有记传的,则两者结合,互证互补。以上方法应是墓志研究中最基础、最必要也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之一,
[3]
在今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墓志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此,事实上,我们应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墓志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创新。正如学界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推动了各代历史研究发展一样,学界对中古墓志的研究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也是国内外墓志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做基础研究,或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史学的作用都是大有裨益、缺一不可的。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史学界进一步利用墓志进行综合研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视而不见,抓住墓志基础研究特别是墓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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