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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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代序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盲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已经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最全面、最直接的呈现。文丛分三卷：《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这三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想起含冤的窦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文丛汇集了大大小小的右派们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评点和阐释——呈现本身即有其价值，对事实客观的呈现体现了人类成熟的历史理性精神，呈现事实能够使后人深思：悲剧是如何诞生的？
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本来，这是正常的提意见，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偏差，他们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者的标准来实施的。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拥有了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尘封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历史的奇诡——对自由的争取，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思忆文丛》编辑出版的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利。
转自《南方周末》
前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宫刑，苛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1957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斗争的经过
胡风
1953年4月到1953年5月
一、 1952年2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计划是，在上海参加一下工厂的民主改革（后来是参加了“三反”），整理一下自己和积存材料等，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参加工作或争取到朝鲜去一次。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因为，由我看来，理论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当时正发生了一些使作家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赶任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怎样表现工人阶级的问题等，正在迫切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对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一片混乱，也正期待着研究和分析，怎么会丢开这些去争论过去的问题呢？
二、 4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四、同时，彭冰山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本来，我早想从《讲话》中提出几个原则来从实践情况分析一下我的体会，但解放前没有可能做，解放后我没有写理论批评文字，而且，一涉及实践情况总有许多顾虑，所以只想等安定了以后再说。但想不到这成了一个表示态度的问题。
第一，在我的工作中，总是从党底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寻求指引，对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践角度和实践态度的指引， 从来没有从正面解释过党底政策的； 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主席思想整体相联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去应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引用过某些论点的。
第二，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也曾就蒋管区的文艺实践与民主斗争的结合问题，从思想改造这个角度上作过考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逆流的日子》，19——39页）。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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