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与改元--中华学术文库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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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华学术文库
出版说明
“中华学术文库”收录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范围为史学、哲学、宗教、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及考古、出土文献等领域。文库崇尚朴实严谨，力避浮泛陈言，既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亦强调现代视角和问题意识，方法不拘一格，风格兼收并蓄。以期接续学术传统，彰显学术精神，鼓励学术创新，开辟学术新境。
“中华学术文库”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征稿，实行学术委员会评鉴制度。由学术委员会提名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评审，经专家评审的书稿，在获得学术委员会评鉴通过后，列入文库出版计划。
“中华学术文库”每辑三至五种，计划每年度出版一辑，视入选书稿确定，可以空缺。本文库由中华书局设立专项出版基金，并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及文库的遴选和印行。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中华学术文库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岩（中华书局）
委　员*
：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李　零（北京大学中文系）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桑　兵（中山大学历史系）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巫　鸿（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
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徐　俊（中华书局）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
*以姓氏音序排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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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次
中华学术文库出版说明
自　序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入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附论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二、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三、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中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一、问题的由来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下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十二、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年号
十三、馀墨零识
【附】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
自　序
这本《建元与改元》，是由几篇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论文汇集成的专题论文集。
我做过的研究，大多没有预先筹划，只是在胡乱翻书的过程中，偶得一间，觉得能够对某一史事有所裁断，就动笔写下一时的看法。这些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文章，更纯粹出于偶然。研究汉武帝启用年号纪年的确切时间，是阐释汉代州制的副产品；研究王莽的年号，是考述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辅助工作；研究汉宣帝地节改元问题，则是梳理新朝年号过程中牵连带出的题目。文章虽然只有寥寥三四篇，论述起来，却是大费周章，不知不觉之间，竟然累积成书，年号研究，也就俨然成为我在历史地理学和版本目录学之外的另一项专业。
史学界广泛流行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之说，即谓研治中国历史，需要以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学与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入门的钥匙。没有入门的钥匙，自然无法登堂入室。年代学的内容当然不仅局限于年号，但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年号却是年代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时下通行的习惯，不妨采用“年号学”一称来界定那些与年号研究相关的问题，藉以体现它在年代学当中的分支地位。
这种年号之学，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实际上却是源远流长。东汉人应劭在注释《汉书》时，对西汉诸帝年号的寓意，即大多做有解说，堪称系统研究年号之第一人。唐天宝时人封演撰著《古今年号录》，“以肃宗至德、代宗永泰乃陈后主、齐明帝年号，为失于考据，遂起汉武建元至于唐，纂为一卷”（《玉海》卷一三《律历》），其书虽然久已失传，但旁观封演所撰《封氏闻见录》，考述各项典章制度和社会习俗，俱原原本本，要言不烦，自可想见《古今年号录》一书亦应约略相当。自此以后，考述年号的著述，层出叠见，其宋代以前名声昭著者，便有后蜀杜光庭撰《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北宋杨备撰《历代纪元赋》一卷、宋庠撰《纪元通谱》（又称《纪年通谱》）十三卷、章衡撰《编年通载》十卷、南宋晁公迈撰《历代纪年》十卷、侯望撰《古今年号录》五卷，以及王应麟写在《玉海》里面的一篇《历代年号》等。后来经历元明以至清朝，所成专书更不下数十种。迄至清代后期，尤以叶维庚《纪元通考》和李兆洛《纪元编》两书最为流行。
如邓广铭先生所讲的治史工具，年号只是纪年的标尺，编制出一份准确详备的年号表，似乎即可穷尽其事，这只能说是年号学研究中最表层的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还存在很多难以澄清的问题，本书涉及的西汉新莽年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况且年号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所关非细，如同本书各项研究所体现的那样，对年号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会触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的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因此，年号学本身，乃是中国历史学殿堂中的一尊神祇，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开启门扉的锁钥。在这一方面，业师黄永年先生撰写的《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这篇文章，透过看似平常的《赵氏夫人墓志》，阐明唐穆宗改元“永新”的历史真相，允称典范，亦足以说明年号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面对年号学研究的广阔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发现和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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