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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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标题：幽玄·物哀·寂
副标题：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
作者：〔日〕大西克礼
译者：王向远
责任编辑：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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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玄”论
一 作为艺术的歌道，作为美学思想的歌学
二 作为价值概念与样式概念的“幽玄”
三 中世歌学中的“幽玄”概念的展开
四 正彻、心敬、世阿弥、禅竹的“幽玄”概念
五 “幽玄”和“有心”，“幽玄体”和“有心体”
六 样式概念的价值意义和记述意义
七 作为美的概念的“幽玄”的内容，对其加以考察的视点
八 “幽玄”概念审美意义的分析
“物哀”论
一 “哀”概念的多义性及美学考察的困难
二 “哀”的语义，其积极与消极的意味
三 本居宣长关于“物哀”的学说
四 所谓感情上的“深刻”，对“哀”的主观主义解释
五 “哀”从心理学向美学的展开，一般审美意味向特殊审美意味的分化
六 作为审美体验的“哀”的构造
七 美与“哀”、悲哀与美的关系
八 美的现象学性格与哀愁
九 平安朝时代的生活氛围与“哀”的审美文化
十 知性文化的缺陷，唯美主义倾向，“忧郁”的概念
十一 平安朝时代的自然感情与“哀”
十二 “哀”的用例研究，其意味的五个阶段
十三 作为特殊审美意味的“哀”的用例
十四 关于情趣象征问题
十五 审美范畴“哀”的完成
“寂”论
前言
一 序论
二 俳论中的美学问题（一）
三 俳论中的美学问题（二）
四 俳谐的艺术本质与“风雅”概念
五 “寂”的一般意味与特殊意味
六 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一）
七 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二）
八 作为审美范畴的“寂”（三）
九 “寂”的美学界限与茶室的审美价值
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提炼与阐发
—— 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三部作”及其前后（译本序）
王向远
一
“美学”作为一个从欧洲引进的新学科，早在明治初期就由西周等介绍引进，但从那时一直到大正时代，日本基本上只是在祖述欧洲美学，日本的美学家基本都是德国美学的翻译介绍者。因此可以说，从明治到大正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日本固然是有“美学”的，但却没有“日本美学”，因为他们还没有把日本人自身的审美体验、审美意识及其相关文艺作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
由“美学”向“日本美学”的发展和演进，是需要基础和条件的，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自觉”。明治维新之前的千年间，日本历史上精神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大都依赖于中国资源，明治维新之后则主要依赖欧美。不过，至少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思想文化的独立意识也慢慢抬头了。江户时代兴起了一股以本居宣长等人为代表旨在抗衡“汉学”的“国学”思潮，本居宣长为了证明“日本之道”不同于中国的“道”，通过分析和歌与《源氏物语》，提出了“物哀”的观念，“物哀”论以主情主义反对中国儒家的道德主义、以唯美主义来抗衡中国式的唯善主义，极大地启发了近代日本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的思路。例如，为近代日本小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就大段地引述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支撑点之一。此后，“物哀”也就成为第一个众所公认的标识日本文学独特性的关键概念。
但是，像日本这样一个一直处在“文明周边”位置、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的国家，要在传统精神文化中发现独特之处，在思想文化上全面确认独立性，较之在军事上、政治经济上取得自信力要困难得多，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从学术思想史上看，近现代日本人在这方面走过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物质文化向一般精神文化、由一般精神文化向审美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
1894年，志贺重昂（1862—1927）出版了题为《日本风景论》的小册子，首次论述日本列岛地理上的优越性，说日本的地理风景之美、地理的优越远在欧美和中国之上。第一次试图从地理、风土的角度确认国民的优越性，打消日本人一直以来存在的身处“岛国”的自卑感。这种日本地理风土的优越感的论述，很快发展为以“日本人”本身为对象的学术性阐发。1899年，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美国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武士道》，怀着一种文化自信向西方人推介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武士道”，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日本人、日本国民性的文章与著作的大量涌现，其中正面弘扬的多，负面反省的也有，但无论是弘扬性的还是批判反省的著作，都在强调“日本人”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不久，这种独特性的阐发和研究上升到了最高层次，即审美文化的层次，1906年，美术史家冈仓天心用英文撰写了《茶之书》，向西方世界展示了日本人及其茶道的独特的美，特别是指出了茶道所推崇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之美及其与西方审美趣味的不同。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日本学术界逐渐开始将日本审美文化、审美意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1923年，和辻哲郎（1889—1960）发表了《关于“物哀”》，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做了评述。这或许是现代第一篇将“物哀”这个关键概念作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辻哲郎肯定了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出本居宣长的立论依据是“人情主义”的，并从人情主义的角度对平安时代的“精神风土”做了分析。他认为，平安朝是一个“意志力不足的时代，其原因大概在于持续数世纪的贵族的平静生活、眼界的狭小、精神的松弛、享乐的过度、新鲜刺激的缺乏。从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紧张、坚强、壮烈的意志力，他们完全不欣赏；而对意志力薄弱而引起的一切丑恶又缺乏正确评价的能力，毋宁说他们是把坚强的意志力视为丑恶”。他进一步将平安时代的“物哀”的精神特性总结为：“带着一种永久思恋色彩的官能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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