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循环经济的现代农业研究_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区域实践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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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基于循环经济的现代农业研究：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区域实践
总 序
前 言
内容提要
1 导论
2 农业现代化及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3 二次现代化：现代农业建设的新趋势与方向
4 高效生态农业：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选择
5 影响不同主体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的因素分析
6 基于生态养殖的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成效分析
7 高效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践应用
8 高效生态农业政府扶持体系与组织制度创新
9 结论与展望
附 录
参考文献
后 记
总 序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09655亿元增长到183085亿元，增长了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860元增加到10493元，增加了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366元增加到3255元，增加了37.6%。此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15.2%下降到12.6%，农村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62.3%下降到57%。然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出现。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互相交织、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在各种挑战中，“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人地矛盾、粮食产不足需、农民权益亟待加强保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都反映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正日渐具备。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从2004年开始发了三个一号文件，2004年的一号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核心；2005年的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抓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关键；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抓住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这三个文件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
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院长黄祖辉教授带领20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联合攻关和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涉及了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方面，从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和组织体系，到具体的粮食、收入、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从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层面的政策设计，对近年来“三农”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与整合，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观点。这套丛书的内容深深植根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丰富实践和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一定有助于把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尽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经济上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调动8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加快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如期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2006年12月13日
前 言
中国正处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正向现代化急速迈进的时代，一个正实践着几代人梦想的时代。当人们在新世纪之初满怀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唤和渴望之际，总会回忆起过去100多年来所走过的探索之路。
160多年前，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大地的古老国门，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坚船利炮，面对割地赔款，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以洋务运动，并兴建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带来的切肤之痛，方知弱不在船炮，而在制度。无论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正式制度的变革，还是新文化运动对非正式制度的冲击，无不源于对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的恐惧和对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渴求。其后，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短期内迅速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日救亡成了最紧迫的任务，战时的制度安排成了抗战胜利后路径依赖的重要部分。1949年后，国人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却又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之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们播下的是热情和希望，收获的却是贫穷和浩劫，换来的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一个看似小小的举措——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户自己耕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门。此后，中国终于抓住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机遇。基于“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有利条件，持续20多年GDp年均9%以上的增长，年均1个百分点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年均1个百分点的城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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