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传统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0.46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中国的自由传统
吴钩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录
自序：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第一辑：一种大历史的描述
第二辑：古典的“限政”思想
第三辑：社会力量的发育
第四辑：自由经济的火种
第五辑：王朝政影录
第六辑：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
后记
自序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秦制：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高空鸟瞰历史演进的图景，将可以发现，中国秦后社会隐伏着两条相互交织又此消彼长的线索：一条线索为皇权专制的发展趋势，不妨称之为“专制线索”，由于两千年专制体制由秦朝奠定，这一线索又可称为“秦制线索”；另一条线索为社会自治的发育程度，我们叫它“自治线索”，因为传统社会的自治主要由儒家士绅推动，这条线索也可以叫做“儒家线索”。
第一条线索（专制线索）在百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已有充分的呈现。一种主流的意见认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制以来，君主专制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趋势：汉代设宰相，“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
(1)

，相权极重；地方郡守食禄二千石，品秩相当于公卿，且有自辟僚属之权；隋唐时相权一分为三，中书、门下、尚书各执决策、封驳与执行之权，地方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州郡无复辟署”
(2)

；宋代则被视为相权进一步弱化、而君主专制更加发达的时段；明代废除宰相制，皇帝亲揽朝政，君主独裁达到历史高峰；清承明制，“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3)

，专制程度比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这样一种描述，如果我们以历史时段（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省略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与元代，下同）为横轴，以君主专制程度为纵轴设立一个观察坐标，则可以画出一条不断攀升的皇权专制线索。如下图所示，这种历史叙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皇权专制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样描绘出来的一条专制线索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史实的。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4)

，作为一种粗线条的历史描述，大致是如此，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拉近，将发现经儒家改造过的“二千年来之政”，其实已经跟法家创立的“秦政”大不相同了。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细加分析。现在，让我们从专制线索的起点——秦政制说起吧。
先秦的儒家从来都是反对无条件效忠君主的，从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5)

，到孟子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6)

，都表明儒家不承认绝对君权的存在，然而，六王毕，四海一，“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的秦王朝，却是推行高度集权的法家之制。法家认为皇帝应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7)

，这种“独断”、“独制”、“独擅”的权力观，体现在国家治理架构上，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8)

。意思是说，天下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大臣不过是皇权的执行机器而已。秦制又主张所谓的“事皆决于法”，给人一种“法治”（Rule of Law）的错觉，但秦制的“法治”更接近Rule by Law，“人主为法于上”
(9)

，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立法者，臣民则完全服从于君主之法，“下民议之于下”是绝对不允许的。“皆决于法”跟“皆决于上”，其实乃是同一回事。
汉唐：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
作为专制线索的起点，秦制从一开始就处于君权专制的顶点，很难想象它还有向上突破的空间。事实上，秦朝二世而亡，汉帝国虽然大体上因袭秦制，但高强度的君主独裁已难以为继，汉初几任皇帝都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对秦政法“存而不用”，意味着皇权专制的强度大幅度调低了，专制线索在这里出现向下的走势。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主张“退而更化”，即在秦制大框架下，部分地恢复儒家限制君权的理想与制度，形成所谓“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结构。有人认为这是秦制对儒家的招安、儒家对秦制的妥协，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秦制接受了儒家的改造？
秦制的本质为“家天下”，用明末大儒黄宗羲的话来说，即帝王“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10)

，显然，这跟儒家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11)

的“公天下”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秦后儒家无法改变“家天下”的整体格局——我们不能苛求二千年前的先贤能够发明民主制来治理一个庞大帝国——但儒家通过对秦制的改造，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原来“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绝对皇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法理上，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12)

的构想，在一家一姓的皇权之上设置一个更高位阶，即大公无私的“天道”，并将“天道”的阐释权夺回到儒家手里。这样，皇帝虽然握有统治天下的主权，但皇权的合法性却归儒家解释。这是儒家对“家天下”性质的有限修正。
今天，经过理性祛魅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天道”这种近乎巫术的政治学说对于皇权的约束力了，但如果我们置身于汉代，就会发现“天道”是受到敬畏的，“天命转移”也确实成了一把悬挂在皇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汉代君王多次颁布“罪己诏”，到两汉政权均终结于“禅让”，都显示出“天道”在汉代并不是闹着玩的。也正因为儒家掌握着解释皇权合法性的权力，即使在皇权高度膨胀的明代，万历皇帝欲立心爱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皇储而不能如愿。在儒家看来，立储并非皇室私事，而是“国本”。
其二，在国家治理框架上，汉代形成了君主与儒家“共治天下”的政体。“复古更化”之后，“独尊儒术”的国策为儒家进入政府提供了通道，士人政府取代了秦制的“以吏为师”。汉宣帝曾说，“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这里的“良二千石”就是指具有儒家道德操守的郡守。这是《汉书》中出现的“共治”一词。更能体现“共治天下”制度安排的，是汉代的宰相之制。汉宰相地位极尊，“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
(13)

，皇帝要给予宰相极高的礼遇。宰相的权力也非常大，汉成帝以“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概括宰相的职权。据“汉典旧事”，“丞相所请，（君主）靡有不听”
(14)

。显然，秦始皇时代“天下之事无小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