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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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村里来的女孩子们都死在大火里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能从鬼门关逃出来。--工厂大火中一位幸存者的话
1993年的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其中只有两名男性，其余均为女性。另外50多人被严重烧伤，还有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1 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广大农民工人，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与渴求的躁动，同时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罪恶，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底层的牺牲经常被视为发展之必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晓明，一个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正是她，正是她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使年轻的打工妹们梦想成灰的大火，使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计划。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确定激励我完成此书的，到底是那些仍然满怀梦想与渴求继续前行的幸存者？还是这场大火，以及被它所吞噬的人们？为了探索女性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这场大火已经过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当我看到打工妹这个新的社会主体正在奋力挣扎欲出的时候，晓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着微光，忽明忽暗。第一次见到晓明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遭到严重烧伤，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虚弱，但却非常平静。小孩子喜欢打架，喜欢蹦蹦跳跳，喜欢唱歌。可我喜欢跳舞，所以我想过或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到我们村可不容易了，我们的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要到我们家，你必须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我们那里的人很穷，但是很单纯……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我不喜欢城里人。我帮父母做了几年农活和家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种田，我也不喜欢。每个人都视在「外面」干活很好玩，而且还能赚很多钱。1990年，我和几个同乡一起离开家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制衣厂找到工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进厂前，管理者对每个人都要进行面试和笔试，那个时候我真害怕极了。在厂里人人都争工作，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孤单。我告诉自己要做个成年人，无论厂里有没有同乡，我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工厂安排我住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床铺上，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我才尝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离家的「滋味」是什么，就是从此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但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大城市、高楼大厦、商店，还有那么多的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而我自己就在电影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觉得自己特别土气特别单纯。……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厂子是个台湾老板开的，总是拖欠我们工资，本来应该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发工资，但是他们总是迟发，有时候迟一个月，有时候迟两个月。……好在工资不比其他厂低，我每个月能赚到300块钱。我是1991年5月离开那间厂的，我表姐介绍我到了现在的这间玩具厂，这个厂很大。……我们干活很辛苦，从早晨到半夜，一天12个小时。每天都累得我精疲力尽。……但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经常聊天儿，还能互相帮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想过要跳槽去别的厂。……每隔三个月我都会给在老家的爸爸寄600块钱，也给自己存几百块钱。我觉得自己至少能在这间厂干上几年。但是后来却着火了，大火……我从未想到会认识晓明--这个年仅21岁，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的年轻女孩。因为担心唤起她对大火的记忆过于残忍，于是我和她聊起了她的童年、她的家庭，以及她在深圳打工的经历。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在我的脑海中，她的脸庞和声音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玩具厂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满足。虽然工作特别辛苦，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乐趣。我们有个计划，打算在回老家结婚之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北京玩儿，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啊。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分别来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三重压迫相互支持，彼此强化，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体系，向全球化生产开放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新蜕体（configuration）。尽管这些压迫仍然依附于其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但它们正在迅速地发生着转型和重构，正在迫切地寻找新的权力和实践模式来进行社会管治。毋庸置疑，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将中国重新定位为「世界工厂」是跨国资本的一个精心安排。这种安排从一般意义上为新兴打工阶级，从特定意义上为新的打工妹主体的孕育提供了基础（Lee 1995，1998；Jacka 1998；Pun 1999；Xu 2000）。跨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不仅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同时还因为这里有大量勤劳、温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工，她们更愿意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她们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just-in-time production）的要求，并且她们还是全球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Croll 1995；Davis，ed. 2000；Chen et al. 2001；Pun 2003；Yan 2003）。在当代中国，打工妹的生活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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