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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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作者简介
陈志武
1962年出生于湖南株洲茶陵县，1983年获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1998年创办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
目前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评出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自序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了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或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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