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评释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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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论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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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中庸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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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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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当代儒家论代序
儒家思想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后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中，出现了一大批为国家、民族、民众所认可、所敬仰、所追随的精神领袖：像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阳明）；也包括之后清代“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和民初“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些先贤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深入人心，且绵延至今不绝。
一　儒家思想一直在被改变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思想的原生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质朴而单纯，远没有后世所赋予的那么多神圣和噱头。原生态儒家思想是那一时期哲人们悲天悯人的情绪反应和思想表达，其理论体系尚不完善，逻辑性和思辩性都不是很强。但正因为其原生态，又没有被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所裹挟和绑架，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思想焕发出的是勃勃的生机和真实理性的光辉。
至于两汉，首先是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表章六艺”，再加上始皇帝“焚书坑儒”后带来的儒家经典文本差异，直接导致了儒家所谓“今古文经之争”。儒家思想成为中央政府支持的官方正统思想，而貌似学术争论的今古文经之争背后，有着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之间激烈的争论较量，其实质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张目。至东汉，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糅合混杂的方式注释儒家经典，使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而到了清末，时过两千多年，今古文经之争再起，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而这一学术争论的背后，则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较量。
经历大混乱、大融合的魏晋时期，至于隋唐，中国社会“儒释道”三家合流成为大势所趋。又经历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至两宋，中国社会的思潮是活跃的，也是混乱的。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性之学”应运而生。明代王守仁（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衣钵并进一步发挥，将儒家思想的“心性之学”推进到了极致，史称“陆王心学”。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孔、孟时期的先秦儒家思想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其背后同样有着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子。我们抛开儒家“义理”与“心性”的千年之争不谈，但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是以当时的时代需求为背景，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大修定与改造。
清代朴学（乾嘉学派）是对宋明“理学”与“心学”清谈的“反正”，李刚主《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曾引明末清初潘平格语“朱子道，陆子禅”，说明了“乾嘉学派”对清谈的厌恶和对经世致用的渴望与回归。应该说，清代朴学的兴起对古代经典的文词版本考据贡献巨大。但接下来的“西学东渐”甚至“坚船利炮”的赤裸裸武装侵略，惊醒了中国人的千年儒家太平之梦。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绝对优势和对亡国灭种的深切忧虑，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次甚至颠覆性反思已不可避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新文化运动先驱严复则斥之为“牛体焉能马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思想的大清算和大否定。民初兴起的“新儒家”，则是儒家思想的一次自救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也包括1949年之后的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等。
新儒家有很多学术观点，这里囿于篇幅不便展开，但其核心诉求则包括三项：一、力图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二、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世界化必须根植于儒家思想；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以此为基础试图融合、会通、吸纳、解释西学。
二　“新儒家”的困局
“新儒家”近一百年来的努力功效如何？闻达窃认为，不可谓失败，但也谈不到成功。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张之洞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中学”和“西学”这对本不搭界的冤家进行的一次失败的调和，这种调和是机械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再纵观之后出现的“新儒家”思潮，其实也是试图在调和“中学”和“西学”的分歧、矛盾与不和谐。闻达以为，这种调和虽然在方式上不再“简单粗暴”，但其核心仍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而“牛体”确实是不能“马用”的。闻达在此斗胆提出，所谓“中学”与“西学”是两种曾经平行于东西方，以哲学为统领，且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于19世纪前半叶在中国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猝然集中交合，必然引发冲突。双方谁也吃不掉谁，而“中学”在尚处于劣势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成了自保求存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到了该结束的时候。首先，“中学”也好，“西学”也罢，就其内容中的某些部分各有优劣和侧重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二者存在不同，存在差异，存在分歧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二者的水火不容，也没有必要非要让二者水乳交融；第三，真理绝不是只以一种形式存在，“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二者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同时存在且并行不悖，分别解决其擅长的问题。而一百年来，正是在以“中学”解释“西学”，以“西学”解释“中学”的轮回中，频现“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的困局。
“新儒家”的另一个特点是继承了理学和心学的“义理”、“心性”之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般受众的困惑和黏合性降低。
“新儒家”的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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