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增长秩序：不确定性年代与内生平衡增长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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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一
经济增长大致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而笔者长期对宏观经济学兴趣阙如，甚至有点看不上宏观经济学，却对微观经济学偏爱有加。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深深感到，至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而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内在规律和内在本质都抽离掉了，所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甚至连森林也看不清楚，只看见平林漠漠烟如织，根本不知晓树木是怎么生长的。这里当然是说新古典范式，因为宏观经济学囿于新古典范式比微观经济学要更加严重，但又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可以突破这一框架。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要扩大总需求和总供给并形成均衡，而总需求不过就是以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单位计量的货币流通量，总供给不过就是以这些货币单位计量的产值。而在微观经济学看来，需求不是什么总量而是具体的，表现为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以及他们对某些具体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欲望、购买偏好。譬如张三即使有100万元可自由支配，也不能轻易等同于张三有100万元的需求，如果他想购买一匹马而不是一辆宝马车，哪怕使用税收优惠或贷款宽松等典型的宏观经济学工具，此时他的需求也很有可能还是0。供给更是具体的，并不是50万亿元、100万亿元总产值那么简约，而是表现为分布于几百家企业的10亿吨钢材和分布于几十家企业的1 000万辆汽车等。不同企业还有不同的品牌、品种、型号，那些企业要有较大把握将某些品种和型号的钢材、汽车卖出去，才会愿意增加产量，并且要能够以合意价格和合适渠道获得相应的土地、设备、人员、原材料、工艺方法、管理手段，才会实现增产。各企业之间还会相互竞争，以至于使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和利益格局的重塑。这些活动都远远超出了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也无法轻易地用货币等总量工具来调节。在经济学界内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也已经不绝于耳，最切中要害的批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鲍莫尔等人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失去的环节”，即没能将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纳入分析之中，不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现实世界正是如此：没有强壮的企业群体，就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不过，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所以笔者还是涉足了这一研究领域。亚当·斯密的本意是关注经济增长，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先秦时期的管仲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看来中国并不缺乏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丰裕的传统。笔者对经济增长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不但是因为中国本身属于全球体系中一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还因为笔者以前曾对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做过一些研究，以及目前对于南亚和东南亚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起飞比较关注，最重要的是，生活于中国是对新兴经济体保持跟踪研究的最大优势。笔者长期以来对制度经济学和企业发展做过一些研究，这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有所助益，并希望这一点研究经历能够帮助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思维局限，能够有助于寻找那个“失去的环节”。当然，新增长理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进展，虽然没能找回“失去的环节”，但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能够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尽管新增长理论更多的是探索成熟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本书并不是一部理论专著，而是过去几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有关经济增长的评论性文章的合集。如果这部合集能够让读者感到似有某些新颖之处，那就没有白费出版功夫了。
二
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其重要性还是其复杂性，都无须赘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高速增长被视为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奇迹，而在“十二五”后期的经济增速明显滑落也自然引起全球性讨论。不过，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机制来看，中国奇迹不算奇异，也不算奇妙。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约30年的高速增长，其基础是巨大的追赶空间和后发优势。有了这个基础，所要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能够充分实现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沿着先发国家开辟的工业化和企业化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总体而言，这一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外生的效率提升空间和大量的要素投入以及拷贝性的企业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延追赶式增长轨道，不独中国，“二战”之后不少国家都在这一轨道上运行过，从而踏上了阶段性高增长的进程。要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市场机制的引入刺激了这一进程，与全球经济的对接加快并延长了这一进程一一。当然与东亚其他些经济体比较致的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保护了这一进程。尤其是，中国在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超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重化工业红利、“入世”红利、改革红利。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是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 000美元，导致消费升级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我国在世纪之交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迅猛增长；20世纪最后几年到21世纪最初几年大力度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新陈代谢的增长机制得到一定程度修复。
高增长无疑带来了极为正面的结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生产力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都非昔日可比。不过，外延追赶式增长是一种非常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这导致了对投入的过度依赖，同时会产生重大的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储蓄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失调、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的不平等，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许多失衡其实是一种有意的策略性失衡。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和梁漱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梁漱溟反对通过征收粮食、实行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农业“抽血”，主张给农民以更多实惠；而毛泽东则认为梁的主张不过是孔孟“施仁政”那一套东西。毛梁之争实质上是工农关系之争和消费积累关系之争，毛泽东是希望通过这种有意的失衡来加速实行工业化。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重大失衡可以总结为这样一种逻辑：国内住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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