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受难的国度 死亡与美国内战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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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这受难的国度 死亡与美国内战
作者：【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ISBN：978—7—5447—5116—2
本书由译林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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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料到内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南方分裂主义者认为，北方人永远不会动员起来阻止国家分裂，或者说北方人不过是会做一些短暂且无力的抵抗。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James Chesnut）大胆地承诺，他会喝干因南部邦联宣布独立而流的所有鲜血。[1]当军事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时，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希望这场冲突会是很短暂的。在1861年的夏天，北方发动了第一次布尔河战役（First Battle of Bull Run），并希望这是一场能平息南方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而南部邦联则认为，北方在遭遇了最初几次挫败后将很快放弃努力。双方都未能想象到这场冲突的规模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也没能想象到那象征着这场战争可怕代价的死亡数字。
这些无人料及且史无前例的损失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便是这场冲突本身的规模。如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于1863年所言：“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在1861到1865年之间，大约有210万北方人与88万南方人拿起了武器。在南方，四分之三到了服兵役年龄的白人男子都成为了士兵。要知道，在美国革命期间，军队的人数从未超过3万。[2]
军事技术的革新，也为这些规模庞大的军队配备了射程更远的新式武器——前膛来复枪，并且在战争后期为一些部队提供了火力极大增强的武器——后装来复枪，甚至是连发来复枪。南方与北方的铁路修建与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使军队再供给与再部署都变得更为容易，也使战争与杀戮变得更加漫长。
然而，尽管战斗极其恐怖，士兵们却更加害怕死于疾病。一位艾奥瓦士兵说，疾病带来的死亡，“与战死沙场一样恐怖，但却没有战死沙场所带来的荣耀”。内战中因疾病而死的士兵数量，是死于战伤者的两倍。联邦军医总监威廉·A.哈蒙德（William A.Hammond）后来说道，这场战争爆发于“医学中世纪之末期”。在那时，无论是细菌理论还是抗菌术的性质与必要性，人们都尚未理解。一场传染病的浪潮——麻疹、腮腺炎与天花——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席卷了志愿兵部队，然后便让位于那些难以控制的营地疾病：腹泻与痢疾，伤寒和疟疾。在战争中的每一年，几乎都有四分之三的士兵饱受腹泻之苦；截至1865年，腹泻与痢疾的发病率高达99.5%。供水受营地厕所污染，成为了这两种疾病以及伤寒症产生的关键原因。1862年的一则关于一个十分典型的联邦露营地的描述指出：“营地水槽位于营帐与河水之间。它每周会有两次被覆盖上新鲜的泥土……然而，士兵们一般都是在这附近大小便。”乙醚和氯仿的使用使战地手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更加可靠。然而由于缺乏抗菌知识，医生们常常因使用不洁的医疗器械与包扎用品而导致士兵感染。在1862年佩里维尔战役之后，水是如此短缺，以至于那些几乎昼夜不停地做着截肢手术的外科大夫，两天都不能洗手。坏疽病是如此普遍，以致大部分战地医院都有为患此病者准备的特殊病房或帐篷。[3]
内战士兵出生入死，且死法各异。人们原本期望这场战争很快结束，但它却持续了四年，并触及了几乎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一场英雄主义的、荣耀的军事冒险，却演变成一次经历痛苦、损失惨重的战争。当平民成为了士兵时，当他们思索着战争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切实的死亡可能性。他们需要甘愿献身，并且为之做好准备。当他们奔赴前线时，他们便诉诸他们的文化资源、男子汉气概、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宗教信仰，准备好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关于死亡的最初工作。
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院。“正死于坏疽”。水彩画，爱德华·斯托奇绘。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所属国家健康与医疗博物馆。
1863年，南部邦联一位牧师提醒他所服务的部队：“士兵，你的本分便是牺牲。”[4]在内战中的美国，士兵们在奔赴战场时谈论着光荣与征服，谈论着拯救或缔造一个国家，谈论着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士兵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之核心，却是牺牲的观念。E.G.阿博特曾这样解释自己参加联邦军队的动机：“我参加战争，以献出我的生命。”[5]而这种动机在那时并不鲜见。正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祈祷时所言：“我的第一个愿望不应是我能逃离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将会帮助正义事业取得胜利。”[6]所谓为国家、上帝与战友尽义务的华丽辞藻，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暴力美化为履行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重要义务的工具，从而使之合理化：士兵们是在为上帝与国家尽忠。“我参加战斗并不是去谋杀。是的！而且……我们敬爱的主知道这一点，并且他也会支持我”，密歇根州的约翰·威瑟尔特写道。与此同时，他也描述了当他调查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时，“我的毛发”是如何“耸然”的。[7]士兵们关注于死亡而非杀戮，这使他们减轻了自己屠杀他人的重责。当人们在周围亡者脸上看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也开始挣扎着面对自己毁灭的可能与意义。在士兵情感与道德世界的构造中，死亡所占据的位置显然要比杀戮更为突出。
事实上，内战士兵为死亡所作的准备要比为杀戮所作的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教给了他们许多关于生命该如何结束的课程。但是这些教条必须要适应内战急剧变化的环境。“善终”（Good Death）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核心观念，而它也一直是基督徒实践的核心。死亡是门艺术，而“死亡之艺术”（ars moriendi）的传统，至少自15世纪始，便一直为垂死者以及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了行动准则：如何“欣然且甘愿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如何面对不信仰、绝望、焦躁与留恋世俗事物这些魔鬼的诱惑；如何仿效基督的死法死去；如何祈祷。随着民族文字印刷实践的扩展，关于“死亡之艺术”的文本大量涌现。到了1651年，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圣洁的死亡之规则与实践》（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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