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0.42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目录
CONTENTS
序
上篇　从理学到伦理学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理学的黄金时代及其余蕴
第三章　理学家的道德观
第四章　太平天国的挑战与义理学的再兴
第五章　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
第六章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
第七章　结语
引用书目
下篇　儒教的反思及其他
研究儒教的反思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
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
从理学到伦理学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
From Virtue to Mora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Era
中华书局
序
年轻时负笈西方，恒有一个心事萦绕心头，那就是作为一个当代的华人，其文化心理距离三百年前的中国人较远，或者与现代的西方文化较隔阂
〔1〕

？虽然纯粹出自好奇心的作梗，但日久挥之不去，念兹在兹，遂成构作本书的缘起。
中国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诚然起了极大的变化。在物质方面，食衣住行显而易见，不言而喻；但论到精神层面，则大费周章，难以说清楚、讲明白。拙作特意选择“道德意识”作为分析的焦点，盼能略窥一二。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旨在探索清末民初时期道德意识的转化，前此所铺陈思想的课题，均是为特殊脉络所设计的对比背景，美其名则是“理念型态”（ideal type）的手法，职是之故，并非一部近世伦理学史。而后者亦非个人学力可以承担。
过去三年的摸索，虽然觉得距离原先所悬的目标依旧相当遥远，不只思虑有欠周详，下笔亦嫌粗略；但为研究计划时程所限，只得抱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心态，勉强付梓，和读者见面。套句俗语，只堪以“抛砖引玉”，慰藉自己了。
在研究的过程，受益于史语所优越的环境，个人得以潜心探究，甚或胡思乱想，无所羁绊。这纯然拜史语所自由、独立的学风所赐。况且中研院资源丰富，有诸多方家得以执经解惑，游走其间，偶有所获，乐不可支。这一点无疑是研究者无上的福气，打从心里头，万分的珍惜与感念。
此外，个人复幸得诸多学侣的扶持与赐教，受益良多，无法一一致谢。但是我仍然必须提到几位与拙作相关的学者：陈永发、王汎森、李孝悌、沈松侨诸位教授在撰写过程慷慨的赐教。余英时老师一贯的教诲，随文触目可见，自不在话下。
本书的“下篇”，收入数篇延续性的文章，大多攸关孔庙文化的研究，尤其侧重宗教性的议题。一方面，得以延伸之前实证研究的不足；另方面，则可萃取理论与方法的意涵，算是收尾的工作。在这个议题，我必须特别感谢芝加哥大学余国藩（Anthony C. Yu）教授多年来对我研究孔庙的支持与鼓励，他坚信以孔庙作为宗教圣域的探讨，乃是中西宗教史另辟蹊径的进路。他的厚爱，不啻是个人一路走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支柱。
“下篇”的第四篇《论儒教的俗世性格》，则是缘读西哲泰勒（Charles Taylor）的巨著《俗世的世纪》（A Secular Age）有感而发，故着意凸显儒家的俗世性质。
第五篇系根据多年来所积累的读书心得，试图勾勒出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发展轨迹，容或有助于掌握思想史的蜕化与动向。原则上，个人倾向多元主义（pluralism），既反对理论上定于一尊，且反对逐新竞异、一味盲从；只要有所成就，不妨百家齐鸣、众声喧哗。
虽说“史无定法”，但探讨自身的历史，绝难脱离原有文化的形塑；议题的选择与材料的特殊性，在在影响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有效性。
总之，拙作不揣翦陋，立说大胆系事实，故谅必为智者所笑，尚请博雅君子多多海涵。
国科会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俾便进行拙作的撰写计划，于此必须一并申谢。陈静芬、李雅玲及张雅芳三位女士不惮其烦地整理文稿，使得拙作得以顺利付梓，感谢之至。
黄进兴敬志
二○一三年三月于南港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注　释
〔1〕
有趣的是，从另一端思考，竟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在文化心理上，比起当代西方人，西方的古人可能觉得与东方古人较接近。cf.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9.
上篇
从理学到伦理学
第一章　前言
拙作旨在探索世纪之际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并非近世伦理学史。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恰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分水岭，揆诸道德思维，即是“理学”到“伦理学”的递嬗。
众所周知，“理学”盛行于宋明，系成圣希贤的成德之学；即便下抵有清一朝，虽有起伏变异，尚称流风不辍。“伦理学”一词则系外来语，其意涵有二：其一代表崭新探究道德的方式，另一则标榜受西学冲击之下所产生的新道德观。傅斯年指称：“（宋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便是印证新世代的学风，而梁启超的《新民说》首开新道德的风气之先，无异预示了往后中国伦理思维发展的轨迹。此二者均值得特别重视。为了彰显上述的时代意义，拟循以下的研究步骤进行之。
原则上，拙作希冀兼顾历史时段的变化与类型学的比较，所以对理学的形成与其近代之前的处境，必须有所交代；然后，再整理出理学家的道德观，作为尔后比较的基型。简之，理学之所以成为宋明的显学，绝非偶然；它经历了宋、明、清不同阶段的严厉考验，即使蒙受政治的压抑，依旧能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稍后的乾嘉学术固以考据学著称，但在道德观上仍以理学为尊。吴派朴学大师惠士奇不就说“六经尊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吗？而徽派的戴震亦不讳言：“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此一发荣滋长的趋势，直迄清末中国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方才顿挫。取而代之则是新世代的伦理学。
由传承而言，理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分门别类大抵不外程朱与陆王两大流派。于此，我们并不细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