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 余英时文集 第一卷 史学、史家与时代-余英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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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序
原序一
原序二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
说鸿门宴的座次
史学、史家与时代——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记录(1973年12月2日)
从史学看传统——《史学与传统》序言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年11月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化学会”的讲演
《历史与思想》自序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
章实斋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编绪说
《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编者后记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佳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序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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