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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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二○○九年十一月二日版》《好讀書櫃》典藏版
出版說明翻開中國的當代史，張學良是近百年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過去一百年，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風雲人物湧現，但真正能改變中國發展軌跡，改寫中國歷史的人物屈指可數，而張學良先後兩度在歷史關鍵時刻，在國家統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憑藉其愛國心、民族情，作出正確和果斷的決定，挽狂瀾於即倒。張學良有著傳奇的一生。他的活動多次改變了歷史的方向：「皇姑屯事變」後不久，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統一於國民政府；「西安事變」促使蔣介石抗日，掀起光輝燦爛的一頁，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更為自己的人生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心繫統一的愛國情操彪炳史冊。他戎馬生涯幾十載，是一個愛國的人，曾經說過為了中國，什麼都可以放棄。所以他寧願選擇放棄自己的自由，而換取民族的統一。這位世紀的老人最後在趙夫人的陪同下，度過了他最後的時光。張學良將軍於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美國夏威夷與世長辭，享年一○一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發去唁電，高度評價張學良的歷史功績，譽其為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正道出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全球華僑華人對張學良的懷念與頌揚。《張學良口述歷史》係緣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史學家唐德剛博士，於一九九○年一月至五月間，在臺北北投張學良寓所和亞都飯店先後錄下的十一盤錄音帶。錄音帶標注錄音時間分別為：一九九○年一月廿五日、三月十六日（二盤）、四月十二日（二盤）、四月廿日（二盤）、四月廿七日（凱悅飯店，二盤）、五月三日（亞都飯店，二盤）。強調內容的時間跨度從一九○○—二○○一年，全景式地展現了張學良的百年風雲際會。張學良是在看了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後，派人找到唐德剛先生，說張學良想請他吃飯。就在那次宴會上，張學良表示想請唐為他寫回憶錄。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全部的預定工作，唐德剛至今仍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認為，像張學良、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和宋子文這些人物，「都是民國史上，極重要的歷史製造者。歷史家應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找出這類人物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成長的經過，把他們與整個民國史做平行的研究。」唐德剛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琅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看著逐漸流失，內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之感，真非親歷者所能體會於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那麼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一代史學家的失職。」張學良將軍辭世後，唐德剛先生在助手的幫助下，歷經數年，精心整理錄音資料而成本書。全書以張學良的自述為主要內容，再現了張學良精彩絕倫的一生。作者忠實於張學良的自述，其歷史記述全部以張學良將軍本人的自述為中心，是張學良人格魅力的反映。充分表達了作者對傳主的尊重，為讀者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該書的出版對大眾讀者以及歷史研究者，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之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是非永無定論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作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裏，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復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張公有意下訪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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