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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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治史三书
作者：严耕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ISBN：978720813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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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治史三书》导读
一、严耕望：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出生于累世务农之家，仰赖父兄勤勉，家境渐裕，才得以进学苦读。与一般男生相似，他对历史的兴趣也由《三国演义》激发，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李则刚是他的高中历史教师，严耕望受其引导而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军兴，随迁四川乐山，其间广泛选读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为日后治学奠定了基础。1941年，钱穆讲学武汉大学，他投入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受钱穆开示，他决定以中古制度与历史地理作为终生治学的两大方向。
大学毕业，严耕望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钱穆和顾颉刚时相过从。两年后研究所停办，他改入重庆国立编译馆做编辑员。1945年初，转入金刚碚工艺班任教，苦于无暇读书研究，便致函傅斯年申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受到青睐与识拔，入所任助理研究员。其后，一直在史语所从事研究，1949年随迁台湾。1957年9月起，他赴哈佛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自1964年后，严耕望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兼任新亚研究所导师直至逝世。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年，他应耶鲁大学历史系之邀，为中国史博士班讲授一学期“唐史”。1986年，自史语所退休，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对中央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唐仆尚丞郎表》与专论《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等；对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两汉太守刺史表》与《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晚年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把握。后期为主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专著《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唐代交通图考》与待刊的《隋唐通济渠考》等。他的著作除台湾版外，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6种13册刊行，2009年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收录其专书以外论文58篇，分为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与综合编，其著作至此堪称大备。
严耕望的研究规模恢弘，笼罩全面，尤以《唐代交通图考》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他自评其书道：“详征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细析，指证详明，俾后之读史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和，若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
严耕望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推崇他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最能印证他这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以“总统”之尊未告而莅临“中央研究院”，不见有人迎接，找到史语所，严耕望天热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来一看随即进去继续其研究。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钟书访美，以同门之谊邀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婉言谢绝。关于严耕望的治学精神与史学取向，本书附录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有真挚的追忆与到位的评价。
二、《治史三书》的成书与影响
1960年代初，严耕望起念写一篇《治史方法之我见》，还草拟了提纲大意，已具《治史经验谈》雏形，但事务丛脞终未成稿。1974年，他赴香港大学讲治史经验，后将论“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部分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刊布，颇受青年欢迎，希望他多写这类文章。1979年起，他修改讲演旧稿，续撰论学新作，屡经增订，数易其稿。1981年，《治史经验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甫一行世，大得好评。
次年，严耕望接待台湾杂志编辑与史语所后学来访，由黄宽重整理成《严耕望先生访问记》发表。有感于“仓促应对，未能畅达”，事后，他据来访者所列问题，并新增若干，陆续成文，个别篇什曾先期刊出。1985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后附上述《访问记》与《唐代交通图考》序言，题为《治史答问》，仍交《岫庐文库》刊行，内容都是《治史经验谈》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却未遑详述的，自称可“视为《治史经验谈》之续编”。
1990年，钱穆逝世，严耕望受托撰成《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以为追思；还续作《从师问学六十年》，以追随钱穆的问学经历为主，兼忆小学与中学两位老师。1992年，这两篇回忆结集，附录此前发表的《我与两位王校长》与《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总题《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仍由《岫庐文库》印行。《治史三书》至此告成。但其生前，台湾始终将三书独立印行。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钱穆也劝勉他应“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19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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